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兼任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执行院长、《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中国城市群发展年度报告》《中国城市科学》集刊主编。

■城市的形成离不开“集聚”，但过度“集聚”又会导致城市解体。与城市“集中”本质和规律相对立的，还应有另一个指导城市规划的理念，这就是“分散”。只有充分研究和尊重这两个方面，城市规划才有可能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

■城市是一个“容器”，一旦“装的东西过多”，超出了自身的承受极限，就必须学会“做减法”。与孤独发展的“大都市”相比，城市群按照合理层级和分工体系，既可以防止“过度集中”，也可以防止“绝对不足”，是城市发展的更高境界

■没有“集中”就没有城市，而没有“分散”就没有健康的城市。为应对“城市病”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更灵活、更富弹性的城市规划理论，“该集聚时集聚，该分散时分散”。至于具体以哪一方面为主，应结合国情、区域发展实际和城市建设的具体需要

城市如何才能规划好？这是各界一直在热议的话题。城市规划是关于城市空间资源的制度性安排。作为一种基础设计和基本配置，它深刻影响到空间演化、人口集聚、经济增长、社会生活、文化消费等主要领域。如果说，过去可以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规划意识不强、规划观念和技术落后、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那么，当下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解决，但实际情况仍是“不做则已，一做也和过去差不多”。开始我们以为这主要是中国的问题，后来发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很多规划也是“白做”的，或者实施效果与初衷差别很大。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有问题，如我们城市的理解是否全面、政策和规划制定者的理念和技术模式是否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等。

“只强调集中”会出大问题

有位英国诗人曾经说过：“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简单素朴的农业社会相比，集聚大量财富与人口、复杂社会与权力体系、多元生存发展需要与感性享乐欲望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构思、设计、规划、建造、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果。要实现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合理安排和有效管控，必须了解和把握它的规律和本质。

从世界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最突出的本质和最主要的规律是“集中”。

一方面，这是由城市的天性和本质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市空间特有的集聚功能，被20世纪最伟大的城市史家芒福德称为“容器”本质。但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刻和无解的矛盾。

“容器”具有的集聚和裂变功能，可以极大提高城市生产生活的效率和效益。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时说：“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个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但任何“容器”都是有限的，一旦里面塞的东西太多，就会影响“容器”正常的功能和存在，甚至导致“容器”解体。芒福德曾把城市分为生态城市、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和“暴君城”五个阶段。前三个是比较正常的形态，城市空间和人口大体平衡，城市生活比较舒适；后两个则打破了这种内部平衡，城市人和城市空间矛盾不断加剧，城市停止发展直至走向“死亡之城”。

城市的形成离不开“集聚”，但过度“集聚”又会导致城市解体。这在深层次上表明，“集聚”只是城市总体规律中的一部分，与城市“集中”本质和规律相对立的，还应有另一个指导城市规划的理念，这就是“分散”。从古代思想家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回归自然和田园牧歌生活的肯定，到如今西方城市规划学者提出的“分散主义”，一直在提醒人们：如果只看到“集中”而无视“分散”，就不会完整认识和把握城市的本质和规律。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实践，也恰恰证明：“只强调集中”是会出大问题的。

另一方面，这与我们把当代城市化称为“都市化”相关。与人口流动相对均速、资源分布相对合理、社会变迁相对缓慢的城市化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从全球方面看，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如北美五大湖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群”，它们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可能在全球掀起“海啸”。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研究团队发布的《2016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中原、成渝、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环鄱阳湖九个城市群的面积约占全国的13.3%,但人口和GDP总额分别占到46.6%和66%左右。这充分说明，都市化进程造成了人口、经济、资本、信息、文化等方面更大规模的集聚与更高水平的集中。这同时也是人口与资源分布失衡、区域发展差距增大、城乡与城市内部贫富分化以及都市生活环境、精神生态恶化的总根源。

可见，“集中”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也造成了过度拥挤和各种污染。从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角度看，这是只知道“集中”而忽略“分散”的结果。由此带来的一个觉醒是，在认识和利用城市发展自然规律时，除了充分考虑“集中”，同时也要高度尊重“分散”。只有充分研究和尊重这两个方面，城市规划才有可能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

“点—轴”发展带来“惊人相似”

今天看中国城市的规划，常常会碰到“轴”“带”“区”“点”等概念以及“上下左右几个圈”再加“几个纵横轴线”的图示。其中，沿“轴”“带”分布的集聚区、功能带、增长极、示范点等，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核心或重点，也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价飙升、公共服务密集布局的城市空间。这意味着，集中化、集约化、密集化、轴带化，依然是我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特色。

在我国区域和城市规划中，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是“点—轴系统”理论。1984年，陆大道吸取区位论和空间结构理论，提出“点—轴系统”理论，设计了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形战略。其中，这个“点”主要是指城市，“轴”主要是指依托城市形成的交通线路。在区域战略规划上，先确定区位优势明显、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点”，再规划建设大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把这些“点”串起来，由此形成具有带动作用的经济带或城市群。在城市内部，也是先确定几个基础比较好的“点”，再以它们为节点布局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形成一个城市发展的骨架或新引擎。尽管这些战略和规划会有一些具体区别，但在紧紧围绕“集中”做文章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我国区域和城市规划往往“惊人相似”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点—轴系统”理论和城市规划“集中主义”，既要“一分为二”地来认识和评价，也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态度。

作为我国区域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理论，“点—轴系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土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1987年《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将长江流域列为全国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直接孕育和催生了30年后的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目前，长江经济带包括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滇9省2市，面积约占全国的21%,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这是以长江沿线重要城市为“点”、以长江黄金水道为“轴”，实施“集中化”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2001年5月，国务院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提出到2020年，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基本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基本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这个战略规划对上海迅速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起到了巨大的破冰和持续助推作用。

像这样的叙述和分析，几乎可以说适合每一个区域和城市。从深层次上讲，以“集中”为基本特点的战略和规划，符合改革开放早期我国城镇化率低、城市经济落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现实需求。提供大规模和快速的集聚，可以极大地改变城市的形态、功能和面貌，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本的空间、经济和人口基础。

但在今天看来，“点—轴系统”理论和城市规划“集中主义”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由于高度强调“集聚”，必然造成区域和城市发展出现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被圈进“点—轴系统”或距离较近的，容易获得丰富的政策、人力、资金、资源等；而没有被圈入或距离较远的，不仅很难获得发展资源，相反还会面临资源严重流失的压力。二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没有或很少考虑资源和环境的可承受度和可持续性。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在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主导下，长江经济带被定位于发展“内河产业带”或“内河经济带”，这与以人为本、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相冲突而且背道而驰。很明显，包括长江经济带在内的很多区域，不能再按照传统“经济区”的发展路子走了。

“分散主义”的两个规划理念

对“点—轴系统”理论进行反思和扬弃，基于城市分散发展本质和规律的“分散主义”规划理念和模式。这里以西方的新城规划和我国的城市群战略为个案略加说明。

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大城市迅速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伦敦、曼彻斯特、纽约、芝加哥等均出现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社会两极分化等“城市病”。有学者认为，城市中各要素的过度集聚是“城市病”的根源，而应对“城市病”的主要手段是在母城旁边另建“新城”，接纳“老城中装不下的东西”。

这是一种与城市规划的“集中主义”完全不同的新思路。于是，“田园城市”“广亩城市”等新城形态开始出现。芒福德还进一步提出了“灵妙化”的对策，这个新概念的意思是“变得精微小巧”。在城市过于庞大和复杂之后，只有通过“去集中化”，才能保持城市各种功能、各种势力与各种需要的平衡。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则是一种针对“都市化”的分散发展模式。城市群意味着合理的城市层级关系和良好的分工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分散主义”的发展模式。

现代城市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单体式的，另一个是组团式的。前者的目标是在空间、交通、人口、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建成具有“寡头”性质的大都市；后者是在区域内建成形态清晰、功能协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城市共同体”。这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城市性格。“大都市”像“他人即是地狱”的“现代主义者”，它与其他城市总体处于紧张的矛盾和对立状态之中。“城市群”像以去中心化为理念的“后现代主义者”，原则更加灵活、标准更加多样，“四海之内皆兄弟”，容易和其他城市结成各种共赢发展的伙伴关系。与孤独发展的“大都市”相比，城市群按照合理层级和分工体系，既可以防止“过度集中”，也可以防止“绝对不足”，是城市发展的更高境界。

总之，城市是一个“容器”，也是一个有机体。一旦“装的东西过多”，超出了自身的承受极限，就必须学会“做减法”和“减负”。

更多考虑多点多线式布局

需要指出的是，倡导“分散主义”，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集中主义”。理论上，城市的生命力在于集聚功能。实践中，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区域，仍需要通过集中和集聚形成增长极和动力轴。“集中”和“分散”各有合理性。没有“集中”就没有城市，而没有“分散”就没有健康的城市。在这个容易走极端、非此即彼的时代，我们应当坚守一种持平之论。

具体来看，“集中主义”的最大优势是充分利用环境、技术和经济的综合优势，降低发展成本。它不仅在过去符合我国城市化的现实需要，在今天仍是落后地区需遵循的发展规律。

作为“集中”最高代表的“大都市”虽然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两极化”等问题，但也刺激、带动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现代化。一个关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报告显示，凡是建设得好的新农村，无一例外分布在北京、上海等周边。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和资源的集聚化水平总体偏低，是这些地区发展缓慢和乏力的主要原因，现阶段仍需通过集聚形成发展骨架、获取发展动力。

但也要看到，目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都市郊区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与一段时期以“都市化”为基本特征的集中发展息息相关。这种“极化”发展是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往往造成人口密度过高、人口总量过大、建设用地紧缺、房价飙升、交通拥堵、公共服务下降、文化特色缺乏等突出问题。因此，在规划新一轮城市发展目标时，应适度按照“分散”的理念来谋篇布局。

过去，要改变普遍贫困和不发达，我们让一部分区域和城市“先冒尖”，打破城市在低层次上的和谐，这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今天，要实现协调和共享发展，解决区域和城乡之间、城市各城区之间的不协调、不平衡，则要从解构“集中主义”话语、适度强调“分散主义”的规划理念和模式开始。但在这过程中，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模式，既不应一味坚持“点—轴系统”理论，也不能不加区别地追捧“分散主义”，而宜采取一种“集中+分散”的基本思路，在城市规划的“集中”和“分散”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和有机互动。从未来发展来看，为应对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城市病”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更灵活、更富弹性的城市规划理论，“该集聚时集聚，该分散时分散”。至于具体以哪一方面为主，应结合国情、区域发展实际和城市建设的具体需要。

最后要强调的是，“过度的分散”与“过度的集中”都不是城市理想的空间形态。但在“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大背景下，适时放弃以集聚、集中、极化、中心化为目标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理念，更多考虑人口、资源的多点、多线、多面式的布局，对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