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庆人民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圆满完成三峡百万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综合经济实力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统计显示，过去70年，重庆GDP完成了由十亿级（1949年13.89亿元）、千亿级（1996年1315.12亿元），到万亿级（2011年10048.07亿元）的跨越。2018年重庆GDP首次突破两万亿元大关，达到20363.19亿元，分别是1949年的1466倍、年均增长8.3%，1978年的284倍、年均增长11.1%，1996年的15.5倍、年均增长11.7%。此外，2018年重庆人均GDP达到65933元，是1949年的758倍，年均增长7.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分别较直辖扩大了16倍、49倍。

与此同时，重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1949年重庆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70.1∶19.5∶10.4,到2018年已调整为6.8∶40.9∶52.3,经济结构呈现出农业平稳增长，工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服务业提档升级的发展格局。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重庆在过去70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特意将此阶段分成四个时期进行解读，即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至1996年、直辖前十年、2008年至今。

计划经济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每个大区都有隶属中央的直辖市，如东北4个，即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华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华东是上海、南京、青岛；中南是武汉、广州；整个西南，只有重庆。

1949年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在中共西南局存续的五年时间里，重庆是当时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据悉，当时重庆人口虽然只有110万，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占西南区7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以上。生产恢复后，重庆的工业品源源供给西南五省区，并为抗美援朝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 尽管1954年中共西南局撤销后，重庆重新归属四川省管辖，不过其工业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三线建设时期的重钢

三线建设发生的背景是，19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交恶以及美国在东南沿海的攻势。中央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而重庆凭借着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宣布三线建设目标及布局时就强调： “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 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在重庆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项目中，国家还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包括重庆兵器工业的改扩建，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建设，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配套建设，交通项目的建设。

虽然，三线建设首要目的是为了国防，即在西部地区构筑备战基地，不过它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工业发展、城市建设、交通顺畅。按照重庆官方的说法，从1964年到1980年，历时十余年的三线建设，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现代化进程。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1978年重庆完成GDP为71.7亿元，排名全国第四，这也是中西部唯一一座进入前十的城市。

1978年到1996年

改革开放以后至直辖前这18年的时间里，对重庆来说有两个年份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1983年，另一个是1992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由于城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有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和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同时，城市提供的财政收入又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城市改革比农村要复杂得多。因此，城市改革必须先试点，再铺开。 当时，从重庆经济地位和实际条件来看，具有进行综合改革试点有利条件：1、城市体量大；2、工业基础好；3、商流系统好；4、资源丰富；5、交通比较便利；6、科教比较发达；7、城市发展潜力大。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对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从此，重庆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主要商品购销和分配调拨、能源分配调拨、外贸进出口等发展计划中，全部实行单列。随后，又逐步建立了海关、商检、检疫、外轮代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口岸管理分行等机构，并享有省级机构的权限。自此，重庆作为中央选定的第一个试点大城市，被推上了全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前沿。重庆这个前沿阵地的进展如何，对全国城市改革的全局具有重要影响。

同年4月1日，永川地区（即现在的江津、永川、合川、璧山、铜梁、大足、荣昌、潼南）和当时的重庆市进行了合并。经过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行政区划调整后，重庆下辖9区12县，其面积扩大至2.23万平方公里，拥有1380万人口，重庆城市发展空间得以拓展。在不少人看来，重庆实现计划单列以及合并永川地区，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事实也证明了这点：1980年到1990年，重庆经济总量不仅长期力压华南重镇广州位居全国前四，甚至在1988年到1990年还超过天津跃升至第三。这样高的排名哪怕是在重庆直辖22年后的今天都难以企及的。

时间来到了1992年。实际上这一年，对于中国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年初，88岁的邓小平同志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当时国内经济低迷，国际局势巨变，按照前副总理田纪云的记述：

由于行程保密，一个多月后，《深圳特区报》才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随后，《羊城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全文转发，新华社全文播发，《新闻联播》全文播报，国内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随之越来越响。 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0月1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浦东新区。改革开放翻开了新的一页，预示着中国经济重心向更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东南沿海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进行转移。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加速向纵深推进。继沿海、沿边城市相继对外开放之后，这一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黄石、芜湖等6个长江沿岸城市及三峡库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对重庆而言，被辟为沿江开放城市，为日后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统计显示，1992年到1996年短短五年时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了翻番。进出口总额从1992年的7.42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5.85亿美元，年均增长20.9%。

直辖第一个十年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重庆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之后的第四个直辖市，也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当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对于重庆来说，直辖后，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又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潜在的优势与实际的困难交汇而成，从而使中国这个最年轻的直辖市蒙上了一层“喜忧参半”的色彩。直辖初期重庆的困难主要包括，40万下岗职工、103万三峡库区移民、300万贫困人口，以及占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业人口、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70%等等。有人甚至直言，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重庆直辖市一样，从建立那天起，就面临着如此多的世界级难题和历史重任。 1996年，三大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重庆高5倍、3倍、2.9倍。与它们相比，重庆有“三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穷。

有学者指出，重庆直辖后的10年里，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是三峡移民、国企改革、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更多体现社会的综合转型而非直接的经济建设。直到2007年，中央才明确了重庆的三大定位“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在重庆直辖头十年里，还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天量资金的作用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数据显示，1999-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由1.53万亿元增加到5.83万亿元，年均增长16.0%，占全国GDP的比重由17.2%提高到19.4%，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初步遏制。与此同时，借助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滚滚红利，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也迎来了重大突破。据统计，西部大开发前十年，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长率达25%，发展速度已赶超东部地区。

图源：吴晓波频道

然而，由于彼时的重庆正处于转型带来的阵痛期，再加上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出口导向型城市尽享红利，比如苏州、无锡、宁波、佛山、东莞等，致使重庆在全国经济排名不升反降：继1999年被深圳超过，2003年又被天津和苏州挤到了第七的位置，创下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最低。

2008年至今

2008年，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上的需求下降、订单减少，再加上生产成本的连年上浮，使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面临生存的考验，这为西部地区承接上述企业的转移，提供了绝佳的机遇。比如，西南工业重镇重庆就把眼光瞄准到了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笔电产业，试图改变以往汽摩产业一家独大的局面。不过，重庆要想吸引笔电企业大规模入驻，就必须要物流成本高企的问题。

随后重庆做出的事，大家就再清楚不过了。重庆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也就是原料在本地生产，销售在国外，实现了配套物流成本的最小化；另一方面，自2011年3月19日起开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重庆），使得重庆到欧洲的时空距离由40多天缩短到15天左右，比传统的江海联运缩短了2/3时间，比空运节省了90%的费用。在重庆两大创新手段的推动下，其笔电产业迅速崛起，并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笔电生产基地。 紧接着，重庆如法炮制将垂直整合产业链模式运用到汽车行业，形成了长安为龙头、10家整车企业为重点、1000家配套企业的“1+10+1000”汽车产业集群。2014年至2016年，重庆汽车产量一度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 为解决西部地区出海难问题，2017年9月25日，由贵州、广西、甘肃和重庆联合打造的中新南向通道铁海联运常态化班列（即西部陆海新通道前身），在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首发。该通道是在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框架下，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以广西、贵州、甘肃为关键节点，中国西部相关省区市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通过区域联动、国际合作共同打造的有机衔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伴随着今年8月15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的正式印发，重庆被确定为中欧班列、西部海陆新通道以及沿江通道三者共同的核心，有利于其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短短几年时间，重庆由一座在对外开放的舞台上微弱发声，甚至缺席的西南腹地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重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已隐约可见。未来，重庆将直指欧亚大陆最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 事实上，对于重庆来说，中欧班列（重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陆续开通，其意义远不只是打造国际物流枢纽那么简单，更重要在于使得全球的要素资源汇聚重庆，有力地推动重庆、乃至西部地区迈向高质量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了重要前提。有专家指出，以前内陆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末端，因此重庆只能遵循发达国家-中国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路径，现在逐渐具备与国际先进产业同步的基础。

建设中的SK海力士二期

比如，落户重庆的华润微电子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功率半导体基地；引进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这也是英特尔在全球规模最大，亚洲唯一的FPGA创新中心；紫光集团12英寸DRAM存储芯片工厂落户两江新区；华为（重庆）物联网创新中心项目落户重庆经开区，光大集团范式特联人工智能产业实验室落户重庆高新区；全球低轨卫星通信与空间互联网系统项目落户两江新区……此外，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等科技巨头与重庆都有深度合作。 眼下，重庆深入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重庆未来蓝图已徐徐展开，前景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