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0月20日上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详细规划学术委员会承办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详细规划演进”专题会上，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先生作题为“控规与精细化治理的未来”的报告。

尹稚：学会副理事长、住房与社区规划学委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

尹稚教授认为，控规应明确真实的社会治理单元和政府的行政区划单元之间空间范围与治理机构的匹配问题。当规划单元逐渐划小、空间治理落地的板块逐渐缩小的时候，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机构具备什么样的事权、财权、职责，跟控规编制的详细程度，以及控规编制的重点直接相关。

尹稚教授指出，站在治理的角度来看，手段应日益多元化。过去就开发管控论开发管控，这种较为短视的方式需要向更为宏观的角度转变。以增值税为例，近来中央政府开始跟地方政府在增值税五五分账，这会带来大量的地方政府对各种地产价值再评估，改革过去试图从一次性的开发建设中赚足够的钱转向培养中长期的税基和税源，这才是超越开发的宏观政府进程。这必然对控规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尹稚教授提出，控规应与治理的目标、诉求紧紧挂钩，即：保底线，补短板，促发展。“保底线”即厘清发展诉求以及功能配置与环境承载之间的关系，适用于非建设地区的管控，而对于建设地区，是公共服务能力跟发展诉求之间的匹配关系；“补短板”是针对我们国家城市当中严重的公共服务系统短缺问题； “促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整备，如何利用好还能够使用的用地，使得机会用地在未来发挥作用，并且实现大规模的资产升值，这是促发展的核心。要明确资源与资产的概念，要分类处置资产，同时分级诊断资源很重要。在社会实际的治理当中，资源的分配、利用其实是做分级整备，要有清晰的界限。

尹稚教授强调，控规“三本账”的问题：公共投资的账、公共资源的账、公共资产的账，核心都离不开“公共”两字。要明确控规是有限目标，真正应该保住的是公共投资的能力、公共资源的积累和公共资产的保值、增殖及其充分利用。

近年来地块型管制走向所谓规划单元型管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让市场拥有弹性，实现地块与地块之间的权益交易，特别是开发权利的交易这一现象，要实现这种交易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供给市场是封闭型市场，如果我们所谓的全覆盖型控规总盘总量不是封闭的，市场是不存在的。

随着中国治理目标向基层下沉，赋予社区规划师越来越多的权利，也赋予了过多的责任。不同层面的规划师所具有的责任是不同的，所以不应在不同层面的规划师身上把规划的不同职能无限放大。

尹稚教授希望以后能打破传统的就空间论空间、就开发论开发，进行创新变化、因地制宜，分级针对各个治理层级的主要矛盾去制定游戏规则，最终实现保民生、促发展的最终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