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作者 | 许重光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尽管自2003年非典爆发以来，对流行疾病安全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安全应急措施，但从这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所反映的公共安全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好应对重大疫情的准备。武汉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后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疫情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国内外多个地区。网络上有很多声音在问：为什么有了2003年抗击非典的成功经验，本次冠状病毒疫情的危害还是这么大？不同专业、不同的视角有不同的思考和解析，作为城市规划从业者，需要从专业的视角反思，如何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与控。

与2003年抗击非典相比较，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城市化发展背景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我国的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40.5%提升到2019年的约60%，人口更加向大城市集中。截止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已有16座，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疫情爆发时防控的难度可想而知。

二是我国的高铁、机场、高速公路、城际交通在十几年间有了飞速的发展，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已经成型，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三是在我国居民收入增加后，旅游、度假、娱乐逐渐成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城市的各种节庆活动增多，人们的交往与流动更加频繁，这也为疫情的扩散创造了客观条件。

然而，城市在变得越来越高效集约、宜居宜业、丰富多彩的同时，城市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却没有跟上来，城市资源优先向有实际产出的领域倾斜，城市公共卫生领域历史欠账较多的情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软硬件建设存在不足，城市公共安全应急响应机制不健全，应急反应能力不足。武汉市在2019年9月19日曾做过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应急处置演习，但真正发生疫情的时候仍然难以应对突发风险。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及不可预测性，从源头上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与控，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如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

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城镇群、都市圈已成为重要的城市化现象，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区域内没有城市能独善其身。在本次冠状病毒疫情演化过程中，武汉“1+8”城市群首当其冲，武汉周边的市县也是受疫情影响非常严重的地区，但在“封城”防控疫情的时候并没有同步进行，导致中心城市的人流往周边扩散，周边城市向其他区域扩散。在城镇群、都市圈城市合作机制中，应该研究建立有效的区域联防联动机制，防止意外事故的扩张与蔓延。

二是如何建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防御体系

2003年非典与2020年冠状病毒，中心城市都是抗击疫情的前线，从国际上看，2013年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国际化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是疫情的前线。因此，加强中心城市的应急响应能力与体系支持，是城市规划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分析，一般的综合性医院并不足以承担责任，应由专业的医疗机构承担相应职责。建议结合城镇体系规划，在中心城市设立大区级的综合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中心，负责本区域的疫情监测与应急管理。规划上统筹选址，根据区域发展设置应急响应基地，储备应急物质，专业人员可采取“预备役”定期服务模式，做好“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响应机制。

三是如何发挥社区的“闸门”作用

本次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一个新动向是社区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疫区出来人员，选择采取防护措施在家自我隔离，社区代表定时上门体检，有效地节约了社会资源。加强社康医院的选址和建设标准，强化其作为第一道预防的“闸门”功能，是城市规划、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的一个新结合点。

公共安全风险管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突发性、连锁性等特点，需要跨系统、跨行业、跨部门的专业合作与统筹协调。如何发挥城市规划在防控方面的作用，需要反思我们的规划机制与传统模式。对于流行疾病所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与准备，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正视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更为全面的整体性规划，甚至是大区域范围内的整体联动规划，以面对真实的灾情、疫情带来的应急需求，为那些尚未到来的极端恶劣环境下的人类生存场景做预测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