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作者

朱京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医科大学环境健康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沈阳建筑大学城乡规划学博士生导师）

战明松（沈阳建筑大学博士研究生）

18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促使人口和经济向城市集聚，形成伦敦、曼彻斯特、兰开夏、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斯卡斯尔等新兴工业化城市。城市的人口、数量、规模、分布、经济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由此造成因基础设施不足而导致的城市脏乱差问题，如：13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黑死病毁灭？的城市人口；饮水不卫生造成的伤寒病导致丧命；出现西班牙流感、霍乱、疟疾、传染性肺炎等传染病。直至今日，冠状病毒、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猪流感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依然是城市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急切关注和解决的焦点问题。

现代城市规划因卫生问题而产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卫生健康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规划的各利益主体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内容的关注有所降低。直至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写入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城市规划理念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哲学价值取向上以提供高品质公共服务取代“惟GDP论”，内容上回归到治理、管理城市的卫生和空间环境问题。

在编制和实施医疗卫生配置规划时，不仅要突破传统“均等”原则中关于医疗机构覆盖范围的局限，还需要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设置应急预案，并及时作出响应，通过规划干预来建设与公众需求相匹配的医疗服务体系。其中，建立城市空间防控系统应该成为重要的内容。

传统的医疗卫生专项规划，重点关注医疗资源总量发展、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完善基层医疗机构配置等。专项规划中虽然对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应急响应预案，但根据“非典”和“新型冠状病毒”事件的经验和启示，现有应急响应预案存在资源供需错位、响应慢、时间成本高等问题。针对暴露的问题，我们提出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城市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系统，即集中高水平医疗资源和均匀布置基层社区医院（图1）。

图1 城市规划空间防控系统

一、统一部署集中的高水平医疗资源

1、合理确定定点准备医疗机构

在现行医疗卫生体系中，建立“平战结合”的防控准备预案，合理调配全市及地区优势医疗卫生资源。在未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定点准备医疗机构以自身为单位，平时进行人员训练、物质准备以及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当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战”时，预备转“现役”医院，依托设备水平高、规模大、床位充足的医疗机构，集中全市及地区优质医护人员、药品与器械设备等医疗资源，提供统一进行隔离、观察、诊疗、治疗、康复等医疗卫生服务，并调配医院自身及其他医疗机构各科室的医疗资源，以便及时进行病理检验和分析等。如在新型冠状病毒事件中选取武汉协和医院牵头建立定点准备医疗机构。

2、选择恰当的应急预备医疗机构

防控系统除定点预备医院外，还需要划定应急预备医院选址，以便及时有效控制疫情的转播和扩散。该应急预备机构选址可参照人防工程，按照相应规则划定防控半径，集中收治疑似患者和需要医学观察的患者。当定点预备医院自身的床位和规模不能满足疫情需要时，启动应急预备机构。如1988年1月至3月上海“毛蚶风暴”近30万人感染，政府、企业和街道腾退工厂、库房和部分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

3、适时建设疫时战地医疗机构

若通过疫情RO（基本再生数）的预期，上述两项预案仍不能满足对确诊病例的安置和治疗时，可启动新建疫时战地医院。如2003年4月“非典”期间，集中力量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部空地建设非典定点病房，直至2010年4月2日拆除。虽然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国家和地方可集中力量优先配置经济和基建资源，但仍需要消耗一定时间成本去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二、均匀布局社区医疗机构

各地公共卫生专项规划中不断关注和强调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完善，社区医院兼具公共卫生职能，疫时应发挥基层公共卫生防疫职能。社区医疗机构平时以疫情防控和基本诊疗职能为主，兼具养老和康养功能。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可参考前苏联的“邻里单元”理念，制定相对均匀的社区医疗机构防控机制。依托社区医疗机构制定和实行分散预防、居家防控、居家观察、居家隔离等措施实施预案，由社区医疗机构提供医疗资源发放、患者统计汇总、咨询与转诊等基层服务。

公共安全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本源应是以利用现阶技术手段去分析和解决城市工作中需要面对的诸多问题，而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级空间防控体系，有助于从城市规划层面及时对重公共卫生事件作出规划响应，有利于节约控制疫情、诊治隔离病患者的时间成本，为战胜疫情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