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基层社区治理的实际效果无意中被检验。

形式主义泛滥、表格抗疫多有报道，各种社群、干群矛盾也在疫情中集中爆发，大疫当前，居民不仅没有团结起来共同抗疫，还各种互相不理解、互相挤兑、不实举报，社区干群众看、社区干部寒心、物业不到位、群众各种不满也在不少媒体、论坛中不断发酵，还有诸如某确诊患者往门把手吐吐沫等等。

这种结果有点儿让人诧异。社区治理平时好端端的，怎么到了关键时期全是问题呢？平时之所以看不出问题，是由城市社区生活的特点决定的。

社区问题一直存在，只是没有集中暴露

城市社区治理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城市社区的构成主体是陌生人群体，相互不熟悉且流动性大。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城市社区不再是过去的以街坊四邻为主体的弄堂、单位制小区，而是以新市民为主体的陌生居民小区。不仅居民与居民之间相互不认识，多数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也缺乏交集。这无疑给群众工作带来很大难度。群众工作的前提是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识别群众，否则很难开展工作。过去的群众工作主要是通过矛盾化解、纠纷调解，因为相互熟悉，这些工作容易开展，无论是社区工作者去牵头组织，还是居民热心主动参与都较为常见，社区问题也容易呈现出来。而因为陌生，大家相互间的期待也不高，按照市场规则、法治规则运行，日常即可以相安无事。

其二，不少城市社区规模过大，不同社区类型情况极其复杂。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区，居委、物业和业委会是城市社区的三驾马车。物业提供基础设施维护、环境绿化等，维持社区基本运行。居委会既是城市行政体系的末梢，又是居民自治组织，除了有效贯彻执行市政政府职能，发挥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等作用之外，还应当发挥自下而上的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但现实情况是，只要社区物业还可以，大多数居民与居委几乎是两条平行线，业委会长效发挥作用的社区可以说凤毛麟角，这给社区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隔膜。

社区工作难以从普通群众入手，从工作难度和工作成效来看，最方便最易见效的就是从特殊群体着手，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因而，可以看到的是服务特殊群体成为当前城市社区的主要工作，此外无非就是简单地宣传自上而下的政策等等。基于这种基础上产生服务模式既透露着一种无奈，也可以说是一种偷懒的策略。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本身没有问题，这原本就应当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但如果这种特殊服务主导了社区工作，忽视普通群众工作，社区工作显然不够，或者说偏离了方向。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成为社区的主要工作，也成为衡量社区工作好坏的标杆，在这种导向下，城市社区的真问题被掩盖。

其三，城市社区不同于农村熟人社会，社区在居民生活中只占据一部分，多数人早出晚归，工作、生活半径远远超出了社区范围，因而即使社区有不少不如人意，也能过得去。

生活其中的个体遇到问题，要么打个12345热线，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发泄一下也就好了。一位街道干部说，12345热线确实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城市社区拥挤，各种矛盾多，难以排解，居民打热线，接听的工作人员能听听，解释解释也是一种缓解情绪缓解压力的方式。这位街道干部说的是实情，也说出了我们住在城市社区不少居民的共同感受和心声。还有，住城市社区即使遇到纠纷矛盾，吵架不行，就打110，楼上楼下即使成仇人，关上门眼不见心不烦，也不至于过不下去。

城市社区因为是陌生人社会，具备了这种特有的弹性和张力，这种弹性和张力恰恰是基层问题平时得以掩盖的原因。陌生、流动、规模大都使得城市社区内部缺乏互动，没互动，问题就不会显露，社区工作也不可能去主动回应没有显露出来的社区问题，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惰性所在。

除社区之外，家庭、工作单位和市场也是很重要的载体，自然也分摊了一些风险和压力。在城市生活久了，居民对于社区会有这样的感受，无论治理得好还是坏，都有一定的承受力。

社区治理得好就呆得更为舒适，心中暗暗庆幸这个小区真难得，治理得真好，生活得真顺心，治理得不好也觉得司空见惯很正常，十分不如意，周末大吃大喝一顿或者外出旅游一下也就缓解了。即使有不少问题，忍忍也就过去了，或者事情没到自己头上也还好，再不行还可以换房子搬家换个小区生活之类。这也是在城市社区生活时间再长也缺乏归属感，时不时会乡愁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社会是中国人的精神皈依，也是整个社会基本的稳定器。很多城市白领和中产动辄想去农村买房，或者放弃城市高新工作，跑到农村生活多数也有这方面原因。一部分人借此问题操作试图推进其所主张的农村宅基地私有化，如果因此而动摇集体土地制度和基本的宅基地制度，其后果就不堪设想。这个问题上走错就是方向性错误，不小心真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次疫情，再次充分证明这一点，乡村社会虽然一些硬核措施有点儿过头，但村庄基层社会在应对疫情时还是维持了基本的秩序。当然，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也正因如此，城市社区治理不到非常时期，问题即使很大也不会凸显出来。但问题没显露出来当然并不代表城市社区治理就没问题。应当说，常态时期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冰山一角。经过此次疫情，社区治理的真实全景一下子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多少让人有点儿措手不及。对于这次非常时期的问题暴露，我们必须深刻反思。

社区工作别忽视“人”

归根结底，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在疫情期间集中爆发，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城市社区工作在常态时期脱离了群众路线。

化解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发动最广泛、最普通的群众参与，切切实实地回到群众路线上来。不能因为常态时期群众工作看似不重要，就不把群众工作做在日常。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治理，越来越走高端路线。网格化、智能社区等各种技术手段越来越被倡导，越来越精细化、标准化。这种看似标准化、程式化的社区工作往往忽视了群众工作是对“人”的工作，甚至可能会造成一种技术依赖，更加难以联系群众、区分群众、识别群众。技术治理手段的引入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本末倒置把群众工作的根本给忘了。

另外，基层工作有着不同一般的复杂性，大量的细碎化的工作，如果用一种框框标准去要求，必须精准、精确，也难免走向形式主义的泥潭。

应当说有一些基层工作必须精准、可以精准的，一定要精准，很多基层工作本身就存在模糊性，那么就要给基层充分的空间。标准化的考核要求、不同条线的检查、督导、评估一定会走向制度供给过剩，看起来提供了很好很多的服务，实际上一定是流于形式，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涵。如果以行政化、标准化的目标去要求基层社会，显然脱离了基层的实际。总之，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是治理手段、治理技术的现代化，不能仅仅是提供各种花样服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还是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社区是防疫抗疫的第一线，伴随复工潮的到来，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突显。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为何在非常时期才得以暴露，这一问题值得追问。否则，疫情过去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又被隐匿了，又回到原来的轨道，这种非常时期暴露的问题也就被遗忘了，城市社区治理要从根本上得以改善恐怕就很难了。

（作者王会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