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改革与发展”课题调研组进行了调研研讨交流，7位专家从“昆明市加快新型城镇化与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建设对策研究”和“昆明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思路和对策研究”两个议题着眼，为昆明发展问诊把脉，建言献策。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

要在土地存量盘活上做文章

昆明推行城镇化，必须坚持做大做强产业，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加强空间规划，防止“过度城市化”。

推行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的可持续供应”。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还是要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我们应在“存量盘活”上做文章，有效途径为：城镇低效用地开发、旧工厂的改造和城中村改造。

二是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城镇用地扩大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相挂钩。关键是操作规范，不能违背意愿。把它放大到一个市区、省域来看，这个政策的空间就大得多。

最后是实行差别化的用地政策。昆明要发展旅游业业、新兴产业，这需要用地，可采用三种模式。一是“租让结合”，很多产业寿命不长，该出让的出让，该出租的出租，以后企业没了，这个地照样可以发挥作用。二是采用“只征不转”，旅游业很多用地不需要转变用途，但是要征收，这将大大节省用地指标。三是推进集体土地入市，以后在农村的土地可直接用农民的土地，通过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后，支持产业发展。

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庆瑞：

以规划衔接实现协调发展

昆明要建设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应在理念上以生态文明引领建设。每一个城市的发展规划都应注意环境容量、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环境资源的承载力量等。良好的生态是旅游城市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旅游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打造旅游品牌的责任点。推进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建设可为生态提供推动力量。

昆明应从途径上以规划衔接实现协调发展。当前，我国环境规划与城市规划衔接不协调，环保要求难以落实到城市发展的空间管控体系中……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通过规前、规划衔接、规后控制来实现。即：明确环境容量，通过环境保护修订城市规划的目标；建立规划空间体系、环保体系，协调各项用地布局和环境的关系，提出控制性环境指标；实现规划之后的控制。还要按照国家的规划方案和旅游方案，要按照环保要求，进行环境性评价，使规划在发展的轨道行使。

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周久才：

知名旅游城市应有三个标准

旅游业的发展要跳出旅游产业的功利性需求来考虑，才能真正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随着旅游业做大，产业规模也需要扩大，特别是旅游产品的供给需要增加，需要从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通过改革来推进旅游业的发展，释放政策。当前要抓三项改革，即产业机制的改革、社会管理制度改革、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昆明“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定位顺应了目前在全球环境下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个定位，至少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城市一定要在某一方面有国际影响力，单纯靠旅游不容易，需要在文化、经济、金融或其他方面有国际化的影响，并附着于这个影响，产生更多的文化影响。二是要有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近十几年以来，各个城市的特色正在逐渐消亡，这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核心是自己缺乏对地域文化的自信。通过建设世界知名旅游城市，要让居民陶醉享受在其中。三是要有完善的服务。

中组部领导干部考评中心副主任、调研组副组长牛伟宏：

以人为中心渐进式推动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跟过去旧的城镇化有本质差别，这次主要强调的是“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是说简单的搞水泥和钢筋的城镇化，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绝对不是把全部乡村都变成城市的过程，更不是城乡乡村化，而是城市与乡村互相吸引、双向渐进的过程。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职能定位应是主导、引导和协调。

昆明建设成为世界知名旅游城市是一个大战略，非常准确，要一张蓝图画到底。当前干部考核已提出“四不唯”，“留下的债务是不是合理”都成为干部考核的一部分。因此要结合实际去制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而不是短眼光的、近视的去制订发展战略规划。

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蒲宇飞：

产业规划应适当“做减法”

经济压力、环境压力、社会压力，是昆明产业发展面临的三个压力。三大压力的背后，昆明的产业便限定在了很有限的空间：高不成、低不就，也黑不起，即发展高端产业缺乏人才支撑，低端产业路线也不想走，传统的冶金、化工等黑色产业又有环境的天花板。

究竟怎么发展？昆明应思考如何“能转”。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对接：历史与现代的对接，国内与国外对接，理想和现实的对接。即：历史上产业的基础和互联网对接，将传统产业植入互联网，用互联网实现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以桥头堡为契机画“南北”“南南”两个圈，既要积极对接国内的东部和发达国家，还要对接东南亚、南亚，真正形成一个战略高地辐射周边。当前，昆明提出“4+6”的产业规划，需要做些减法。一个3000多亿GDP的边疆城市，既然定位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是否可能将和这个定位不相关的产业规划减去。

能转还要“想转”。产业的转型背后是政府的转型，应从全能政府转向小政府，转向专业型政府，需要做产业发展的“红绿灯”、“探照灯”和“聚光灯”，用专业能力来支撑产业转型，支撑产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