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城市维度：滨海新区将成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战略红利获取者。对于本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红利分享，一开始更多的观点是基于拯救者思维提出所谓纾解北京城市发展困局，河北将成为京津产业外溢的主要承接之地，并为河北带来千载难逢的产业承接和城市崛起机遇。但在我们看来，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最大红利获取者将是滨海新区，无论是从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出海口条件等方面，还是从实际的战略意图和最终的战略落地，滨海新区都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我们甚至认为，这次所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很大程度上将呈现出对中国上一个政经周期中对滨海新区集全国力量进行打造的战略延续，这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希望滨海新区重蹈曹妃甸开发的覆辙，另一方面，就目前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人员的配置，也可以窥见一斑。

另外，从城市维度看，在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出于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纾解，还是落后地区的发展，都将催生一批卫星城的诞生。保定、固安、崇礼、滨海地区等都将获益于此逻辑。

第三，产业维度：交通、环保先行。 对任何一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而言，交通一体化都是基础。而且，对于京津冀地区这样一个所谓协调发展更多体现为存量产业从优势地区向劣势地区转移的协调发展样本而言，交通走廊的价值尤其重要，所以，未来这一区域内的后发地区，在区域内交通布局中的节点地位确立就尤其重要，交通布局到哪里，哪里将得到较大的发展机遇，所谓“得节点者得天下”。而首都二机场、天津港、区域内快速铁路网是关键性节点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另外，环境治理逻辑将贯穿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始终，而且，这一逻辑将更多的表现为对三地经济产业布局的制约性因素，如果对于区域内后发地区而言，还沉浸在承接落后产能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就太陈旧了。

第四，政策维度：大自贸区、财税体制、公共资源外溢。在基础设施之后，在行政区划无法大幅度调整的背景下，通过单项政策改革和鼓励性资金支持等手段推动利益各方协调发展，将成为比较可行的办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京津两地医疗、教育、法律等公共资源在三地的协调布局，将成为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关键性的动力，而对于已经具备了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的滨海新区以及河北多个地区而言，如何推动京津地区的公共资源资源落地，将成为抓住本轮发展机遇的重要关键。

还有就是，被热议的大自贸区申报，这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含金量比较高的政策改革了，最终批复方案可大可小，就看各自公关和争取了。

第五，市场维度：协调发展基金和跨地区并购。除了战略层面和政策层面的推动之外，更值得重视的力量就是市场并购，而且，这种并购整合不仅体现为三地企业间的并购整合，更体现为对带有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和关键性行业的并购整合，比如以天津港为龙头的京津冀地区港口资源的并购整合，以前不可能想象的，现在可能会变为现实。另外就是，中关村在京津冀地区的园区化扩张，还有传统的飞地发展模式等。

注：叶一剑 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院长，著有《乡愁里的中国》、《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