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人文地理学创新发展的基础是什么？经历了哪些不同阶段？未来又将如何应对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樊杰研究员梳理总结了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深度阐述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

樊杰副理事长的《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发表于《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核心观点及部分内容如下。

摘  要

中国人文地理学不同于国外人文地理学社会化、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中国的学术特色；强化了中国地理学的统一性综合性，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应用基础与服务决策相结合的学科特点与“Future Earth”倡导的基本理念相向而行，作出了一系列先导性探索。新中国成立前人文地理学全面起步、缓慢发展，形成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特征，以服务国土空间利用的学科发展应用导向，为新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70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创新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

（1） 改革开放前的践行“苏联模式”、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的发展阶段——技术经济分析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科的定量化水平；

（2）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地理学全面复兴、快速壮大的发展阶段——人文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并重的学科格局基本成形，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成为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石；

（3） 进入21世纪以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逐渐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学术特色的发展阶段——研究地球人文圈层和自然圈层相互作用、解决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领域的可持续过程与格局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三大学科分支之一，是以人类活动的地域空间分布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樊杰副理事长指出，人文地理学表现出两大独特的学科属性：一是学科具有自然与人文学科综合交叉的属性，二是具有学术研究与决策应用耦合互动的属性。人文地理学探讨同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等自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同时，要研究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分布的经济规律，还势必同意识形态、体制机制、社会文化、行为心理等人文环境有着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规律，才能对未来人文地理过程和格局给出合理的模拟、预判、调控和优化，这也正是人文地理学应用于决策的价值所在，而这种应用性如同其综合性一样，在人文地理学发展中也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

樊杰副理事长表示，中国70年人文地理学创新发展的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前人文地理学缓慢发展所形成的专业人才队伍和学科特色，其中，科研教学的核心力量成为引领新中国70年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学科带头人，学科特色也基本被70年创新发展所遵循。中国人文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20~30年代，归国欧美留学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讲授人文地理学课程，在成立的地理学会和建立的地理研究所中设立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组织人文地理学调查研究，使人文地理学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与整个地理学，乃至整个地学在中国早期得以同步发展。从创刊于1934年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地理学报》在解放前的刊文分析，人文地理学发表学术论文占34%，尽管较自然地理学少10个左右的百分点，但却比80年人文地理学总载文比重平均值高10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建立了人文地理学的中国化学术研究范式，对现今中国人文地理学创新发展和学术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樊杰副理事长从人地关系研究的主题、服务需求的研究导向、综合交叉的学科属性三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樊杰副理事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才真正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得以发展，综合划分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沿革，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70年创新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49~1977年）：践行“苏联模式”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制度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发生了改变，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文地理学，按照“苏联模式”发展中国人文地理学成为当时唯一选择。而比照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发展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科学的阶级性被提出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科学必定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因此，旧中国从西方引入中国政治地理、社会地理和文化地理——狭义的“人文地理学”被全面取缔，广义人文地理学中经济地理学、交通地理学和人口地理学得以留存，社会主义经济地理学地位格外突出，取代了“人文地理学”在地理学科中的分科地位。1949~1978年，中国地理学如同苏联一样，地理学是由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构成。其次，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范畴，主要包括被社会主义经济认可的物质生产部门。受中国经济建设战略是农业和重工业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实质上是以农业地理学和重工业地理学两大部门为主体，以交通地理学——作为基础设施部门地理为配套，以人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为补充的学科体系。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巴朗斯基、科罗索夫斯基、普洛勃斯特和斯杰潘诺夫等苏联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成就对中国经济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经济地理学家的著作《苏联工业地理》（1955）、《苏联经济地理》（1956）、《经济地理学论文集》（1956）、《运输与工业配置》（1960）等表达的理论方法，在新中国走上科研和教学岗位的新一代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方面得到充分应用。践行“苏联模式”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服务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突出自然、运输和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注重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

70年创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78~2000年）：现代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

1982年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摘要》明确指出，“人文地理等也要加强研究”。加强人文地理学建设上升到国家五年计划（现改为规划） 的高度，这在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成为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先生就呼吁复兴人文地理学，在他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著作中，强调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和核心，主张协调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在这个发展阶段，一方面，同西方人文地理学接轨成为最便捷也最时尚的学科发展路径，填补了许多学科门类的空白，改变了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的学科发展格局，弥补了许多学科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短板，促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业已形成的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定位、任务带学科的学科发展路径、聚焦国民经济重大现实需求的学科价值导向，尽管在同国际接轨中一度受到质疑甚至否定，但依然得以传承。特别是上一个发展阶段形成的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研究积累，成就了这个发展阶段最具显示度的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图的成果产出；而在城市和区域规划方面的有益探索，为学科发展以及同空间布局类规划的接轨创造了条件。当然，“苏联模式”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阶级性的思维，被彻底摈弃。人文地理学得到全面复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始在科学轨道上前行。

然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跨入的科学轨道并不是平坦的。地理学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难堪。以美国为代表的地理学，虽有20世纪50年代后数量化的洗礼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行动，都没有使地理学在步入21世纪之前汲取新能量，统一地理学出现瓦解，自然地理学出现分化，人文地理学社会化倾向加剧。由哈佛大学于1948年掀起的撤销地理系浪潮，波及到美国名校和全国，随后影响到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地理系或被取消或改换门庭。在进入21世纪之前，素有中国地理学摇篮的美誉、中国最早设立的地理学系之一的南京大学地理系，率先在1987年易名为大地海洋科学系，1995年又再次更名为城市与资源学系。1989年，北京大学也将地理学系改为城市与环境学系，此后更名被国内众多大学效仿，这无疑是在国际影响、国内科教生态与社会认知等多重压力下对地理学存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严重不自信。中小学地理科目也险些在课程改革中被取消，当时任教育部长在了解到地理学将成为国民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教育使命并正面肯定后，在基础教育中取消地理科目的呼声才锐减下来。与国内外地理学令人堪忧的整体发展状态相比，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埋头前行，为中国地理学的稳步发展发挥了支撑作用。

这一阶段的特征包括：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架构形成；城市地理、旅游地理等新兴学科的长足进展；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图和“T”字形结构的重大贡献。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图示

全国地域开发与经济布局“T”字型构架

70年创新发展的第三个阶段（2001年以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术特色和影响

进入21世纪，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复杂环境。从国际学术进展而言，国外人文地理学持续社会化、人文化的趋势，与自然地理的脱节和与自然科学的脱节已成定局。重新发现地理学的讨论旨在遏制地理学衰弱的进程、重新振兴地理学，1998年美国国家基金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出版《重新发现地理学》，将地理学对科学的贡献定义在空间综合、空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尺度间的相互依赖性等经典的范畴，将地理学对社会的贡献聚焦到面向国家、区域和地方不同尺度的决策模拟和辅助。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2010年发布了《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明确了四个研究主题，即如何理解和应对环境变化？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如何认知和应对经济社会快速的空间重组？如何促使技术革新更好地改善社会和环境？这两本专著一定程度上是对地理学性质和价值认识的“拨乱反正”，其学科讨论的结论同中国“任务带学科”的经验体会殊途同归。特别是“Future Earth”（未来地球）研究计划的提出，给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创新发展树立了信心，也是对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多年探索的研究实践和学科建设方向一种变相的肯定。 “Future Earth”拟用十年（2014~2023）的时间研究全球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理论、手段和方法，该计划在研究方法上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在学术思想上突出顶层设计研究指引下的基础理论与决策应用的贯通融合，标志着地球科学发展步入一个新阶段。从国内学术进展而言，进入21世纪可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半段和后半段。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对SCI论文主导评价从尴尬、适应到娴熟的过程，以笔者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例，2010年人文地理领域同全所科研人员人均SCI/SSCI文章之比是0.2:1，2018年该值变化为0.8:1。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在重大科技计划中难以加入、逐步参与到扮演重要角色的过程，也经历了地理院校和科研单位改名已是常态、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单位重新“捡回”地理名称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核心动力依然是社会需求及社会贡献。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到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并建设相应的制度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这给地理学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砥砺前行，在突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核心理论，以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交叉科学定位的同时，完善主流学派的理论方法，推动众多新兴的分支学科不断壮大和出新，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和国内外相关学术领域广泛关注与认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学术特色和社会价值。

这一阶段的特征包括：共同理论基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确立；主要分支学科的重大学术进展；重大系列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樊杰副理事长表示，展望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最大机遇，首先还是不断旺盛的“国家战略需求”；其次是中国特色学派的发展阶段，也从科学研究进展上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科学命题，解决这些命题将促使学科又一次质的飞跃；第三则是与世界学术接轨——不只局限在同国外同行接轨的过程中，依托我们的研究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将促使国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得到进一步完善。最大的挑战则在于面对“堪忧的学科生态环境”能否有学科发展的定力或者学科生态能否得到改善。因此，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无疑是中国人文地理学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樊杰副理事长指出， 尊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属性和发展规律，适应科学发展趋势和社会进步走向，应在未来着重处理好思想性和学术性并举、计算机方法与实验方法兼备、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重、交叉研究创新与经典路径依赖相融这4个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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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

除了以上《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一文，樊杰副理事长等著有《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学术探究和社会贡献》一书，集结了人文地理学多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从人文地理学的主流学派、发展脉络与前景展望做了整体梳理。内容包括农业区划、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土地利用、“点-轴系统”理论、主体功能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等领域的理论、历程及前瞻。欢迎品读。

参考文献

1. 樊杰。 2019. 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49: 1697–1719, doi: 10.1360/SSTe-2019-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