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京报记者邀多位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详解国家乡村振兴局这一新机构和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心。

2021年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经摘下。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显示，王正谱在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此前国家乡村振兴局部分局领导、内设机构和负责人已经相继亮相。由于“三定”方案尚未公布，新机构未来将以何种方式推进工作还没有更多信息。新京报记者邀多位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详解国家乡村振兴局这一新机构和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心。

一、为什么设置国家乡村振兴局？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在去年12月底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的文章，署名为“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这是国家乡村振兴局首次在媒体上公开亮相。署名文章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

“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持久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表示，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部门进行工作协调、体系制定。“以产业振兴为例，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发展，还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

▲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二、国家乡村振兴局承担哪些职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抓紧出台各项政策完善优化的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工作不留空当、政策不留空白。

“曾经也有人猜测，脱贫攻坚完成后，我们将会转向对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帮扶，但现在来看，我国整体策略比较稳健，决策层对问题认识非常清楚，策略重心转移非常慎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毅分析，新设立的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承接原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落实过渡期衔接问题。由于具体“三定”方案尚未揭晓，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具体工作变化还有待信息进一步透露。

王晓毅认为，目前来看，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防止返贫是当前国家乡村振兴局重要工作。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对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解读时表示，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首要位置，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脱贫地区、脱贫群众虽然已经实现脱贫，但发展基础和自我发展能力仍然不强，巩固成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很重。

三、国家乡村振兴局是什么级别？

记者了解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而来。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新机构的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及行政关系，与国务院扶贫办基本一致。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成为农业农村部代管的国家局，行政级别为副部级不变。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国务院的议事协调机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是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具体承担日常工作。与之相对应，省区市县级政府，也成立了各行政层级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扶贫办，负责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形成了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体制机制，搭建了一整套脱贫攻坚的行政架构。

记者注意到，脱贫攻坚大型政论专题片《摆脱贫困》第一集中，刘永富职务变更为“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经多方证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已成为历史。未来是否会成立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还不得而知。

四、为何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

记者了解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来。我国将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为何不新组建一套班子？

汪三贵认为，脱贫攻坚期间原国务院扶贫办是主要的组织者、协调者，负责政策制定等宏观工作，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由扶贫办转来比业务部门组建新机构更顺畅。“同时，相比于新成立一套班子，原扶贫办成员对贫困状况了解更多，而且过渡期内，他们会更关注稳定扶贫问题。”

“扶贫办改组为乡村振兴局有几个指向性意义。”王晓毅向记者表示，首先是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变为重要任务，从目前顶层设计来看，“十四五”期间还是延续这一思路的。第二，脱贫攻坚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继承下来，例如沿用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五级书记一起抓”的工作方式将依然延续，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王晓毅认为，从区域上来讲，未来东部地区将更多依赖省市级财政的地方性资源，中央推进乡村振兴资源更多集中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完成与原有扶贫办工作上的内在继承和衔接。

五、机构和负责人如何设置？

据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显示，王正谱在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0年，中组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王正谱为其中之一。他先后在辽宁、四川两省任职。此前的公开职务为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

同时，《摆脱贫困》中，已有两位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亮相，同时多个内设机构及负责人也陆续揭开面纱。具体来看，原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的夏更生、洪天云均已担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陆春生任国家乡村振兴局信息中心主任，左常升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司长，杨炼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司司长，苏国霞任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陈洪波任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侯永健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黄艳出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司长。

原国务院扶贫办领导也有部分调整得到透露。

2月18日《摆脱贫困》第一集播出时，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出镜接受采访，外界才得知他已经卸任。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11月，刘永富成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至今7年多。据官网显示，刘永富最后一次以“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身份亮相是在今年1月8日，当天，他会见了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一行。

原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在第二集中出镜，职务变更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副局长”。

六、地方机构如何改革？

去年底，全国首个省级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五年规划——《陕西省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印发。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构建了“产业振兴标准化体系”“生态振兴标准化体系”“文化振兴标准化体系”“人才振兴标准化体系”“组织振兴标准化体系”“乡村规划标准化体系”“考核评价标准化体系”等七个方面的标准体系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振兴局”在地方层面机构改革中已有亮相。

1月15日，焦作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十一届焦作市委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相关情况。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党组书记王国建透露，焦作市将根据上级相关工作安排，推动焦作市扶贫办的整建制改革，组建焦作市乡村振兴局。

汪三贵认为，脱贫全国有统一要求，但乡村振兴很难有统一标准，这就要求各个地方根据各自情况，探索自己的政策体系和标准，借鉴精准扶贫的工作方法，继续推动乡村振兴。

地方相关工作的开展也能透露出一些信息。

据贵州遵义湄潭县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微美湄潭”消息，2月22日，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侯永健率队来到湄潭，调研指导防止返贫工作。消息称，在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后，湄潭县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工作部署，坚持以防贫监测工作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抓手，贯彻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积极开展“两摸底一核查”“大走访大排查”“建立健全防贫监测预警帮扶系统”等工作，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

七、五年过渡期，要完成哪些任务？

实现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国家乡村振兴局可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强调，转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把握好两大机制的设计。一是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对处于贫困边缘的弱势群体和弱质地区，通过长效方式保障不返贫。第二是长效稳固的提升机制，保证脱贫成效持续稳定发展。这其中也包括防止“新入贫”的情况，即防止前期非贫困户在面对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等意外情况时落入贫困陷阱。

唐仁健表示，接下来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同时，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对没有劳动能力的，及时纳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继续重点强化产业和就业帮扶。做好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在西部地区的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同时要有序推进政策优化调整，推动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央有关部门出台了200多个政策文件和实施方案。接下来要在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基础上，逐项推进政策分类优化调整，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逐步实现平稳过渡。

八、如何促进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早在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就提出了乡村振兴三个阶段战略构想，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未来西部地区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产业分化，扶贫车间、帮扶企业落地，出现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情况，乡村人口流失不可避免。”王晓毅认为，这就需要让乡村生活活跃起来，构建乡村生活服务中心，提供儿童教育、消费服务等，同时加快促进乡村教育质量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三年多以来，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其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一些改革试点和重大行动计划也在积极有序推进。“可以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得到较好实现。”

魏后凯认为，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全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增强农村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走内生型的乡村振兴之路。

他表示，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需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多元化资金投入、农民持续增收、基础设施管护和乡村治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譬如，在资金投入方面，乡村振兴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和生态建设等诸多方面，资金供需缺口巨大。

“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需要培育和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并保持向好的发展态势。这种内生活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动力源泉。”魏后凯说。

图片｜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