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于春节前夕推出“规划师眼中的城市观察”有奖征文活动，邀请各位规划师，细心观察我们生活、工作的城市，体会城市更新的进程，感受城市发展的对比，用文字、影像或视频，记录下对这座城市的观察或者建议。

小鲁，是我家做清洁的阿姨。她20多岁从四川来到武汉，小学没毕业，没有任何技能，只有靠给别人家做清洁养活自己。好在城市的家政服务需求量很大，她一做就是25年。在武汉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刚刚出嫁；老二也是个女儿，今年已经大四了；老三是个儿子，正在上初中。丈夫在各类酒店打零工，他们的“家”随着顾客服务的地点和孩子的小学位置不断地“漂移”。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既要多挣钱又要照顾好孩子，甚至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照顾重病来武汉求医的父母。所以她坚持打零工而不做住家保姆，尽管住家保姆可以省去房屋租借和伙食费用，可以多省一些钱。最忙的月份，她一天打七份工，月收入可以达到七千多元，吃饭和休息几乎全是在交通工具上完成。雨季和夏天她常常一身酸臭地进到我家，之后拿出她的特大号塑料水杯，狂灌，之后麻利地开始打扫。她的善良、勤劳和多年做清洁训练出来的快速和干净，为她赢得了稳定的顾客群体，只要她不生病，日子就过得还算安稳。除去租房子的一千元和孩子的学费，剩下的钱吃饭穿衣足够了。当然，在一个特大城市里客户多又有中小学的地方，想要租到一千元以内的房子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这笔一年1.2万元的花费对她来说是必须要严格控制住的。否则，其它方面的生活就都会受到牵连而紧张。她曾经租住过离我家小区很近的城中村，步行七、八分钟就可以到了，我又在自己和隔壁小区帮她找了几家客户以减少她路途的奔波。但几年之后，省博物馆改造扩建，她租住的城中村就消失了，周边更远一点的城中村也在市政府的房地产规划和建设的引导下消失了。于是，他丈夫不得不成了她上下班和转场的司机，交通工具是一辆电瓶车，她丈夫经常违规带人。小鲁始终不会骑车，也不愿采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她嫌车费太贵。她丈夫零活一多，她就惨了，常常走回家就快要半夜了。她在我们家做了七八年了，没见她病过，常常羡慕地对她说：“小鲁，你身体真好呀！”她总是笑着回答我：“我又不像你们有技术，我只有个身体好。”这就是小鲁，健康、乐观、吃苦。

但是今年春节前，突然收到她的电话，说她今年要回四川去不来了。我很惊讶，她过年从来不回家。她说回老家过年太破费，她们老家风气不好，走亲戚串门要包很大的红包，遇上双方家的红白喜事就更要花钱，加上春运又不好买票，人又挤，她已经习惯春节不回家过年了。其实，我知道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年保洁大都是给的三倍工资，还有红包。因为尽管她每年不回老家过年，她丈夫和孩子们还是要回四川过年的。她是想省钱、想多挣点钱，为了家庭，为了她的孩子们。这就是女性，中国的女性。

小鲁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的，最后说了句：我生病了。很快挂断了电话。不几日，母亲的住家保姆小兰也要回家过年，她是武汉周边仙桃市郊人。因为2020年疫情的原因，她很久没有回家，要求早点走，且晚点来，希望能过了大年十五回汉，她说她那里农村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一年到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熬到过年，不过完元宵节，太亏待自己了。这样算来，母亲家这边近一个月没有人陪护，她已是高龄老人，又失了伴，身上病痛不断，她又看不上武汉的任何一所养老院。其实是在带她去考察养老院时，证实了她自己对养老院的判断。外表光鲜的房子只不过是个囚笼而已，没有亲情的虚假笑脸和缺乏太多细节的服务，陌生的环境，让她加剧了对死亡的恐惧。人老了都会变吗？她曾经是一位多么勇敢的拿手术刀的医者，见惯了生来死往的场景。

中国城市家庭中的高龄化少子化的问题近几年一直困扰着如我这般的很多朋友。最终，是一半的人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健康成全了一个“孝”子的心愿；另一半人终究不能陪伴或送别自己的父母，成就了事业，少了一份生命中最珍贵的亲情体验，甚至是对生命完整的认知。有没有二者能兼顾的好办法呢？文字上有，现实中目前还没有。老龄化问题是全世界当今和未来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梁鹤年先生在2021年3月8日，也就是妇女节的那一天写了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人口老化是人类最大的危机，比气候变化严重千倍，比经济下滑严重万倍。”他认为，生殖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不想生孩子”，“不想生孩子”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经济和婚姻的安全感。但，眼下，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正在老去的病人要去照顾自己高龄的母亲如何安度这个春节的问题。自然是赶紧找人帮忙。

找保姆之难，但凡有体验的人都说：太难啦！更何况又是春节期间，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生病住院时邻床的病友，94岁的梅英奶奶，一天找三个，一周换七个保姆的往事。没有哪个阿姨愿意去做一位睡眠黑白颠倒，每天要几次用手掏出老人硬结的大便，老人一忘东西就赖阿姨偷拿的保姆。阿姨认为她在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自尊心，常为老人对她的怀疑而伤心、抱怨。她的四个已是70多岁，早已精疲力竭的儿女每天轮流送饭，她每次都要向儿女诉苦，可儿女也是既焦虑不安，又无可奈何。好不容易家人高薪找到了一个，也是相处极其艰难，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生物的交流：奶奶耳背，阿姨乡音难改；一个是国家干部的修养和要求，一个是小学都没毕业，卫生习惯很差。阿姨也常常对老人发泄情绪。要知道，梅英奶奶也曾是一位非常了不起、有尊严的女性，14岁就参加了抗日，是杭州一位非常美丽的大家闺秀，获得过共和国勋章的奶奶。可是，她老了！昏暗的时光似乎太长太残酷，她已经在医院躺了四年多了。去年新冠疫情期间，被染病送饭的女儿传染上病毒，离世了。天终于黑了。梅英奶奶可以安息了……本可以不写这段往事，但一说找保姆之难，梅英奶奶愤怒又无奈的脸就冒了出来。好吧！我母亲的临时保姆当然没找到。“阿姨没来”，她们都要回家过年，这个城市没有她们真正的家，甚至找到一张临时属于她们的床都不容易。

“床”的事儿，我家年后新请的小时工杨阿姨再次证实了这些外乡打零工的阿姨们在这个都市里生存之不易。她们的状况，小鲁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工作场景频换，时间不稳定，收入又不高，她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要节省下每一份能省下的钱。她们不会去住旅店，80元一晚仍然太贵。

生活中的很多创造都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挣扎。有的阿姨辛苦了几年，深谙这份职业的难点、要点，便创业成立了自己的保姆介绍所，优势便是提供便宜住宿。她们会找寻旧城中最靠近医院、中小学、老人院的地段中等待拆迁改造的房子，用便宜的价格租下来稍加装修，一部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住宿，另一部分用来出租。如果运气好，政府一时半会儿筹不到钱来改造，那他们就中大奖了。

蹇春莲阿姨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家，也帮助其他阿姨找到了便宜住宿。现代技术的进步，阿姨们很快受惠，轻松地用微信实现了她们自己队伍的建设和信息的发布。“阿姨群”在上面交流各种属于她们自己的信息、经验，对雇主情绪的发泄。我想进群去卧底被小杨阿姨拒绝了：“‘你们’和‘我们’不一样，你进去会受不了的。”她说群里有很多是交流怎么对付客户的，比如遇到刻薄的家庭主妇，会偷偷往她正在喝茶的杯子里吐痰。这再次确认了阶层的存在。好在我通过杨阿姨的美言，蹇春莲阿姨让我了解并公布了她的“姐妹之家”的情况（以下简称“家”）。“家”在武汉市中心的武昌老城区昙华林历史保护片区内，离长江南岸和黄鹤楼都很近（见图1、图2）。周边有湖北省著名的中学“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和“武昌文华中学”，还有“武昌区老年病医院”，“家”离圣约瑟学堂旧址最近（图3）。因为所处地段历史遗迹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规划做了一轮又一轮，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始终无法平衡。她就在这个时空缝隙里养育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一个还在文华中学上学。

图 1 “姐妹之家”与武汉市中心关系图

图 2  “姐妹之家”区位关系图

图 3  “姐妹之家”区位关系图

保姆介绍所是阿姨们进城后第一个可以接纳和安排她们住宿的地方。但保姆介绍所都分布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区，三甲医院、中小学、老人院附近，那里的房屋资源都很紧缺。介绍所往往就是一个小门面，阿姨当天没有上岗的，就要留宿在介绍所。炎热夏季，我住院期间常看见附近介绍所留宿的阿姨从屋里睡到屋外，甚至睡在人来人往的巷道上。我真为这些头发上结着露水，衣衫不整的女性感到难过。一旦有雇主上门，所有阿姨的眼光便齐刷刷地看向你，仿佛都在说：把我带走吧。可带走并不意味着有床了。照顾梅英奶奶的阿姨就只能在一张病房里租来的躺椅上斜靠着入睡。那还是因为梅奶奶的特殊身份和病情才让阿姨留宿在病房里。其余陪护都必须在晚8点后离开。

老阿姨们学会了在医院的各个角落发现可留宿的地点。科室与科室分户门之间的停驻空间、消防楼梯的休息平台、急诊室的候诊大厅……每天下午五点钟便开始了占位大战。我在父亲住进ICU的那段时间里，也加入了阿姨们的“占床”大战。阿姨们是因为这个城市没有她们的家，她们的床，而家属是为了在离亲人最近的地方随时听候医生的指示，第一时间赶到亲人的身旁。大型医院附近的旅店住的几乎都是病人家属。许多人都是从外地赶来等候亲人临终一刻的召唤。那段日子记不得有多少位离世的人抬了出去，更记不得半夜三更突然从哪里冒出一堆堆哭得撕心裂肺的家属涌进又涌出……也不知道他们的家或床在哪里？

蹇阿姨的“家”区位条件好，又便宜，每晚20元人民币，如果实在困难的人，她也可以免费。“家”里一共有30张床位，分布在雕楼顶层的两室一厅里。

“家”里一共有30张床位，分布在雕楼顶层的两室一厅里。

如果估计得不错的话，很可能是违规搭建的。不过这都没关系，她们要求不高，在这个不属于她们的城市里，她们只想要一个遮风避雨，可以清理自己的栖身之处。小杨阿姨反复赞赏的就是“家”还有一个可以淋浴的卫生间。“姐妹之家”在阿姨群里名气很大，甚至还和“58同城”有了合作。可能有人会说，拆迁房出租给蹇阿姨不合法啊，蹇阿姨再分租群居更不合法啊，怎么办！杨阿姨说：“我们哪里懂什么合法不合法，只要有便宜干净的地方住就行了。我要养孩子。”是呀，先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才能顾及其他。这个群体可是不小呢。小杨阿姨根据她参与的“群”数和一些公司的规模判断，武汉市大约有60万阿姨，而且在武汉市有家的阿姨不到百分之几。我也上网查寻，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但根据武汉市每年的出生率、死亡率、病床数、尤其是三甲医院病床数以及我对此进行的抽样调查，需要提供床位服务的数量在60～80万人。幅度有点大，好在城市观察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要靠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有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兜底的社会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呢？！为什么不能像建设星级公共厕所一样，为这些“漂流”着的群体配建一些装配式淋浴卫生间呢？毕竟妇女有特殊的生理期卫生需求。城市的品质提升，老龄化的到来，都需要社会安定、进步和基础保障。在阿姨密集的三甲医院，老龄化程度高的小区附近建立一些像“姐妹之家”的设施，也可以政府购买或补贴公共服务的形式来解决这个群体的需求。只有她们睡好了，我们才能看见她们服务时亲切的笑脸；只有她们干净了，我们家里才能真正干净；只有她的孩子好了，她们才能真正融入并热爱这个城市。

图 4 “姐妹之家”室内

图 5 “姐妹之家”室内和窗外1

图 6 “姐妹之家”室内和窗外2

小鲁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她说：她得了宫颈癌晚期，由于医保关系在老家，现在在重庆一家肿瘤医院做术后放化疗，说要3个月到半年才有定论。丈夫陪护她住在医院对面的群租房，太贵，一个月要一千元，现在已经四处举债了。她让丈夫拍了一张头发全掉了的照片给我，让人难过。她说，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生病，也不想让别人可怜她。我悄悄给她丈夫转了些钱。这是一个读懂了社会和生活的坚强女性，一切看得无比通透，衷心祝愿她早日康复，今年能回到武汉过年！

注    释

我是近年才深切地体会到保姆对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重要意义，她们不仅帮助忙碌的城市家庭养老送终，抚养下一代，还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城市，她们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关键联系人。据上海中山医院朱同玉2019年3月7日在两会上发表谈话称，目前中国有近2542万家政服务人员。他们主要从事月嫂、育儿嫂、做饭嫂、老人陪护、住家保姆、小时工、护工、保洁等服务性工作。

武汉市主要医院床位数量排行榜

数据来源：以上数据均来源于各医院的官网

2019年武汉市80岁及以上人口数

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年鉴—2020》

2019年武汉市人均床位数

数据来源：《武汉统计年鉴—2020》、《武汉市医疗卫生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11-2020年）》

算法1:不考虑医院增加床位的情况下，需要保姆9.6万人，床位平均周转率7天，每张床位可接待病人52位，可算得需要陪护人员499.2万人。考虑到50%由家属陪护，固定保姆的床位接转率为50%，大约需要陪护人员125万人。目前医陪人员缺口很大。

算法2:2020年武汉市出生率为12.8%。，出生人口14.4万人，0～3岁儿童均需要保姆陪护，算得需要保姆57.4万人，考虑到其中一半为阿姨陪护，大约需要28.7万人；2020年武汉市死亡率5.7%。，死亡人口6.4万人，需要保姆6.4万人；武汉市80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6.1万人，需要保姆26.1万人；大约共需要陪护人员89.9万人。这一部分是最基本的需求量。

周  婕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