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保护对象演进

1976年，在内罗毕召开了一个关于历史地段保护和融入到现代生活中去的会议，提出了《内罗毕建议》。历史地段包含得很广阔，历史地段可以包括大的遗址，村落也是历史地段，街区也是历史地段。历史地段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有重要的文物古迹、重要的遗址，它的周围环境是一个历史地段；还有一类情况，一个文物古迹都没用，但历史地段还在，比如传统的街区都在，小的是一个村落，一个镇，大的就是在城区有一片地方，原有的街道、原有的历史建筑都存在，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现在还在继续，风貌没有大的破坏，这一类情况跟遗址不一样，但其实这是名城中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认识很有价值。名村名镇的保护其实是从街区开始的，街区是从历史地段开始的。我们所说的名城，很多是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变化太大了。因为城市总是要发展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经济在快速发展的时候，老城都被拆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对于历史街区，还保护得比较好，还没有拆，因为还有老百姓住在那里，所以这是城市里头很值得关注的东西。

1970年代，日本也开始重视历史地段的保护。日本把这样的历史街区称为传统建筑物群，比较早的开始保护了，在全国划定了几十片国家级的。京都就有四片。

历史街区的认识和日本的经验，在国内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不久，很多地方搞文化一条街，比如天津搞文化街，比如我的老家屯溪老街，实际上就是在小范围里研究历史街区。

琉璃厂是拆了重建，按照清时的传统，官式做法，而且当时还是用了官式的小式做法，简化的官式做法。按郑老先生讲的，角色变了，原来是青衣角色，现在打扮成花旦了。所以琉璃厂开了一个坏的头。李瑞环当天津市长的时候，搞文化街，那时候做这个设计是我们的毕业生，他来找我问主意。我当时提了两条：一条是你们那里资源没有琉璃厂那么丰富，琉璃厂多少老店，荣宝斋啊很多，天津不像琉璃厂，琉璃厂是全国少有的，但天津有很多民俗的东西，泥人张啊风筝魏啊；另外一条是不要搞得花里胡哨的，搞得朴素一点。后来他们采取了比较好的设计，就是把天后宫作为一个中心，辟出一个民俗博物馆，前面设计一个广场，跟海河联系起来。

1979年我在屯溪老街做保护规划。当时这条老街依然保护得非常好，我们采取了整治的办法，这是国内最早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1983年我到日本去做学术交流，看到日本传统建筑物群的保护就是采取整治的办法。屯溪老街的规模比较长，将近一公里，800多米长，还有一半是在溧阳，在上游。然后江的对面还有一部分，叫羊祜。三个方向，三个角，现在真正发展的是屯溪这一段。屯溪

早期是徽州地区的首府，徽州地区一府六县，包括江西婺源等都不完全是为了旅游，买东西都到屯溪来。过去是水路，后来又通了火车，所以我们就按原来的东西保护，采取一个保护整治的措施。历史街区强调保持三个内容，一是历史的真实性；二是风貌的完整性；三是生活的延续性。风貌完整性不仅是一条街一层皮，还包括两边的巷子，一边的巷子通到江码头，另一边到三角地。屯溪本身市民也比较重视保护这条老街，所以当年建飞机场的时候要通马路，拆的是街的后院，保留了老街的完整性，这种认识在当年是很不容易的。做保护规划时我们就提出来“街、巷、码头、江”是一个很完整的整体，所以核心的保护区是两边的街巷，另外老街、江、周围的山是这个很完整的整体，还有一个大的环境需要保护。所以我们把周边的江和山划成一个整体保护的范围，严禁搞高层建筑，严禁开山筑坝筑堤。被建设部肯定之后，这条街的保护范围扩大了，把核心和其他两个方向都包含了进去。

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1991年，在都江堰召开了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专门提出历史地段的重要性，呼吁名城保护一定要把历史地段作为一个重点融进去。在1993年开了一次名城的工作会议。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专门就历史街区保护开工作会议。叶如棠做了报告，专门提出了历史文化保护区。把历史地段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一个重要内容。北京最早划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实际就覆盖了遗址、村落、街区，而且提出来把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一定要有。后来规定至少要有两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太少的话名城就有名无实了。

1990年代初期还没有名镇名村的概念。后来罗哲文罗老建议，应当有名村名镇，其实就是把历史文化保护区分解，在村落里就是名村名镇，在城市里就是历史街区，这样更民族化，更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现在的历史街区不是国家级的。名城是国务院授予的。名村名镇也是国务院授予的。这相当于它们都有一个法定的身份，但是历史街区没有法定身份。比如屯溪老街市里比较重视，建设部也认为他比较重要，在保护的同时又做了不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房屋的修缮，保持活力。1996年开了一个有关屯溪老街保护的国际会议，议定把屯溪的管理机制推向全国，作为名城中的历史街区保护的一个规范。实际上屯溪本身并不是历史遗址。1993年在厦门会议上提到，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设立还有利于非名城中的历史街区的保护。屯溪全城变化也比较多，够不上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是很好的一种保护形式。

2 保护体系和保护方式

现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里有三个层次。广义的就是历史城区，以及跟他周边有关的山水，历史城区保护的内容就是它的格局，山川的形势，道路的格局；风貌就是整个的建筑空间，别的不要求太多。历史街区就是要求三个方面，一个是真实性，拆了搞仿古的不行，要真实的建筑肌理。第二是风貌的完整性。第三是生活的延续性。生活的延续性又发展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活的改善，马桶，上下水，供热，都得要跟上，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是生活延续的一方面。同时历史地段的保护还要与今天的城市规划相衔接。但不能把糟粕当成精华来保护。另一个是历史街区里文化的传承。历史街区里还有很多非物质遗产，包括住着的手艺人、传统的工艺。还有的历史街区里有大量的名人故居，如三坊七巷，安徽也有很多，像陶行知的、戴震的故居，有很多的文化传承的地方。也就是说，既要有形，还要有神，要形神兼备。第三个层次，就是文物古迹，不仅是外表，里头也要按文物的要求保护，一般历史街区是外头要保护，里面可以改造，文物就不行。日本是这样子的，很多是自发的，比如我去过奈良的今井町，他里头有八栋建筑，都是过去的大宅子，住房很讲究，现在房主还住着，就住在旁边的偏房里面。把主房作为场馆，其他建筑他都是外表按原状，里头他可以改造。当然他里头改造也不弄得截然相反，会照顾考虑外面的环境和风貌。

以上三类的保护有不同的要求。如果按北京来讲，开始划定25片，到后来划定35片，北京中轴线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划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最核心精华部分，如果这些再保不住，那就危险了。所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名城，类似像北京这样，所谓名城，除了历史上科学上文化上的价值，在城市建设上都有很多的重要的景点，名城能保住这些就是非常好的了。名城的山川形胜和名城的一些最主要的景点，应该作为一个不亚于历史街区的保护，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容易保护。因为旅游者都是要看景点的。历史城区里头最重要的保护，比如南京，玄武湖、城墙、还有中间的几条轴线，夫子庙的轴线、北极阁的轴线、南门的轴线等等，这些要抓住。不抓紧的话旁边高楼一起来后果严重。尽管有些历史街区现在在保护中遇到的难度很大，但是历史街区确实是不可代替的。因此第一是历史街区要抓紧，第二是名城格局风貌要抓住，这样两头都抓住，才会好一些。

30多年建立的这套体系，加上《城乡规划法》、《文物法》和《条例》，条例把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历史城区都做了比较细的规定，还有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特别是2011年又搞了一个名城的检查，先是抽查，后来又深入地查，还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30年的工作还是肯定的。面对快速发展，确实改造的力量、破坏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的，在强大压力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好像虎口夺粮一样不容易。

3 保护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现在保护的理念、方法、实施的途径，等等，还有很多问题。“发展的保护”就是破坏的保护，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就搞不清楚真实的是哪里了，危害很大。西安的做法就让一个复古的西安代替一个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中明代留下来的西安。西安就是要搞成一个唐代的长安。而且变成唐代长安的皇城，非常可怕。这一股复古风比较厉害，西安啊，大同啊，在保护的旗帜下做一些开发的事情。认为修修补补根本不起眼，保护下来了也没有价值。拆除重建，城墙可以修复，气魄也有了，效益也有了。这跟当年的仿古一条街很像，但现在更高明。现在就变成了所谓保护下面的发展，但真正精华已经拆掉了。历史真实性还存在么？这个是很迷惑人的。学术界怎么看这股风我没跟人家讨论，但我自己很担心。因为我看这些愈演愈烈，没有有力地争辩。现在可能觉得这种发展模式比较好，所以政府、投资商都肯定，把周围环境都改善了。但是有的搞得太过分了。过去是建设性的破坏，现在是保护性的破坏。借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而且这股力量，势不可挡。这个是现在比较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如果为了保持这个地方的活力，可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能对这个听之任之，完全由经济来主导，还是要把历史文化融入进去。

在旧城更新的过程当中，强调人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是因为业态发生了变化，原住民都迁出来了。全都是外面的人进来从事的一些商业的活动，这与原有的文化是脱节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历史街区和旅游区不能划等号，我们保护历史街区的面貌，也不是让它变成旅游区，变成旅游区就商业化了，这跟历史街区保护的宗旨是不完全一致的。这个是一个过程。像丽江等等，很多都是外地人，本地人都没有了。一些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都没有在老城。在屯溪老街里，相当有一部分当地的艺术家、文人、收藏家，他们不是完全赚钱，而是自己本身有这个爱好，以文会友，这个是很要紧的。成都的宽窄巷子，就有一批有钱有闲的人，文化人，开设高档次的文化茶社，把这个地方活跃起来。所以单纯交给旅游局搞是不行的。政府、民间、文化团体要共同努力。亏本不行，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也不行。比如西塘和乌镇，乌镇是一个公司包办的，进去是一种体验式的，西塘是真正的生活，有些地方稍微收一点门票，我是赞成西塘这种。一个是生活，一个是包装的项目。

任何事物都是妥协的结果，保护已经尽最大力了，开发商的利益已经最克制了，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领导也好，投资者也好，专家学者也好，关键是要有比较战略一点的眼光。实际上这种平衡是根据不同地点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北京，就是要有三里屯。这么一个世界城市，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同时也照顾到民生，照顾到大量的普通人的消费。这个是需要有点战略眼光的。

保护理论在不断发展，在保护手段上重要的就是技术，是不是真正内行来做。苏州有一个香山工坊，还是不错的，有一批搞古建的，也搞新的建筑。它既是一个研究机构，又是一个施工单位，他们出了一个杂志叫《景园》，有这么一只技术力量，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政府也比较重视。实际上像深圳、广州、苏州、杭州、上海、北京，这些城市都应该有这么一只队伍，北京有一个房修公司在做研究，但都是创新不够。苏州香山工坊是有创新的，北京就是老做法，还有一批老师傅，就完全是工匠。我们还没有形成针对地方特色研究古建的创新，比如在技法上特别要重视细部。

无论站在什么时代，都不能割断历史。我只说一句话，过去也说过，故宫也好，天安门也好，故宫是世界遗产，如果中轴线申遗成功，天安门也应该是世界遗产。从长远来讲，对待古建也好，遗产也好，应当有这么一个观点，不管你建设了多少年，只要够得上世界遗产，就应该是永恒的。主从关系要分清楚。无论将来怎么发展，对待城市的遗产、城市的文化，应当有一种敬畏的眼光。不能到后来历史都没有了。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到底还剩多少东西，这不是危言耸听，一旦只剩几个遗产不能动，把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还没有到这一步，如果以后技术再发展，财力再雄厚，思想再走偏，就说不好了。无论城市怎么发展，城市遗产、文化都不能抹灭。今后的发展面临许多不可抗力，更面临存亡问题。如果城市遗产和周边环境真亡了，再造也是假的了。精神很重要，民族力量就表现在文化上。

（本文为朱自煊先生发表于2012年第9期《城市发展研究》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