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调下，“全国上下一盘棋”局面火热发展，许多城市已经积极启动了行动计划。

5月的最后一天，上海浦东上线“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用以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开发应用，打造“双碳”示范区。

往前推10天，浙江省召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要“为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多作贡献、勇当先锋，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认为，对我国而言，碳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当前最主要的是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推进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并迅速转为下降趋势，持续降低排放总量，走上长期碳中和的发展路径。

▲2021年6月1日，德清（浙江），德清县新安镇城头村连片的屋顶太阳能光伏板，该村有超120户村民屋顶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图/新华社发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也有一些地方在碳达峰、碳中和上出现焦虑心态，一些企业做起了碳达峰概念营销，甚至有的地区“破罐子破摔”，企图借碳达峰“攀高峰”“冲高峰”，有了发展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的歪心思。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认识碳达峰？碳排放怎样才算真正达峰，达峰之后又出现了增长，该怎么办？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需要付出哪些努力甚至代价？

围绕这些问题，国内一线气候、能源、经济专家给出了一些思考。

中央深思熟虑的重大决策

关于“双碳”，学术界和产业界时常提及的一个说法是：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这个过程能否保证平稳和安全，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看来，“3060”的碳排放目标的确有挑战，要付出努力才能实现，但不一定是艰苦卓绝的努力。

李俊峰提醒，正确认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目标不是心血来潮的决定，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

从政策层面看，1992年至1994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就进行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与控制策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三项主要措施，分别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碳汇。

▲图/新华社发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组织了关于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研究，既为2007年国务院出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2009年我国首次提出减排措施提供了支持。

2013年，国家启动关于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宏观战略研究，提出了2030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以及本世纪中叶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愿景和技术路径。

2016年国家低排放发展战略研究启动，基本形成了本世纪中叶的国家低排放总体战略，也即碳中和的目标。

到了2020年，我国开始部署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目标、技术路径和路线图。

从产业角度来看，过去30年里，人工智能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环保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碳汇技术等一批崭新的技术应运而生，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发展不断更新。

尤其是经过“十一五”期间的能源双控，我国碳排放过快增长的势头在“十二五”期间得到有效遏制，“十三五”期间，已有部分省市实现碳达峰或接近达峰状态。

“我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政策和产业积累。”李俊峰认为，中国走向碳中和是历史传承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历史传承，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中和就是一个潮流，大家必须按照这个方向走。”

不必焦虑，也别想着借碳达峰“攀高峰”

尽管各地区在推进“双碳”目标上表现积极，但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紧张、焦虑的心态：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碳达峰？万一以为到了峰值，结果之后又出现增长呢？

欧洲的碳达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事后才得出什么是碳排放峰值。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欧盟碳排放于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最高，欧洲主要国家于上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此后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平台期，才开始缓慢下降，目前即将步入快速下降阶段。

我国与欧洲情况不同，是人为地设定了碳达峰的时间表，从逻辑出发，要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时间，那么就需要将碳达峰的日子提前。但目前，我国碳排放整体仍处在爬坡阶段，还没有看到峰顶。未知之下，碳达峰恐惧症在部分地区形成。

李俊峰认为，这种焦虑心态，大可不必。

支撑这一说法的理由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增长，扣除2011年的数据调整和2018年、2019年两年的反弹，我国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碳排放峰值，“十三五”期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约占80%）。

▲图/新华社发

“碳达峰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拐点，达峰后仍会出现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不必过度计较。”李俊峰认为，从能源消费增长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海南省、深圳市等省市已经可以开始讨论碳中和问题了。

既然已经有省市实现达峰或接近达峰，那么，全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有望提前实现吗？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之前保守估计2025或2026年就可以实现碳达峰，但以我国目前这种增长的态势来看，应该还得提前一两年，但是具体多少量达到净排放峰值比较难以判断。

“还是要取决于这几年的经济走向是怎么样的，这跟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经济增长没有准确判断，就很难判断高点。另外还得考虑到最近的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林伯强说。

与此同时，要提前实现目标，当前阶段一些走歪路的想法和做法也要摒弃。

在李俊峰看来，提前实现碳达峰，发达地区的难度不一定会很小，要防止一两个项目就突破防线；落后地区要防止“破罐破摔”，拉高排放水平。“一定要把碳达峰与稳中有降和碳中和的目标联系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提醒，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抓住产业调整的机遇，指向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前顺利实现达峰目标。”李俊峰说。

创新是根本，应考虑到地区差异

约50年前，美国就开启了能源创新革命，大力发展光伏、氢能。欧盟也开始通过对民众力量的唤醒，不断加快减碳技术及机制的研究。日本也在能源计划方面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及人才培养投入，致力于颠覆性技术的创造创新。

从这些国家的实践来看，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问题，实则是事关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发展问题。它不仅涉及能源结构升级，还包括增长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关系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国家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国目前制定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绝非单纯意义上的环保竞赛，而是全新一轮的科技创新竞赛、绿色创新竞赛。

▲2021年2月24日，在甘肃省敦煌市向西约20公里处，被称为“超级镜子发电站”的首航高科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在戈壁滩上闪耀。图/新华社发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因此必须提高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李俊峰说。

与此同时，所有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终都要由地方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同样如此。

多位专家认为，要想全国按时甚至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离不开长三角、珠三角等碳排放重点区域率先实践探索。

以海南为例，可以靠自身政策的灵活性，在交通电气、高速公路充电桩基建进行布局，同时在新能源光伏、海上风电、核电等领域施展拳脚。

再比如光伏制造产业链最完整、产量最大、企业和人才最集聚的长三角地区，可以在压降煤炭消费的同时，以应用拓展市场，加快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高碳企业及脱碳技术的试点示范项目。

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找到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可以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经验。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央企、大型企业等率先探索转型之路。

另一方面，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统筹优化全国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分类施策，推动各地方逐步碳达峰、碳中和。

比如，可以考虑要求中东部地区率先达峰，为西部及落后地区发展留出空间；鼓励有条件或创造条件提前达峰，允许落后地区2030年以后达峰。

再者，抓住主要矛盾，推动行业依次达峰。比如让工业行业率先达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排放领域率先达峰，建筑、交通等可以在2030年左右达峰，个别行业可以在2035年以后达峰。

此外，在一些专家看来，还要考虑解决中央与地方激励协调问题，尽可能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关注东西部平衡转型，有序过渡，统筹考虑转型中的就业、地方财政稳定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