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期投稿以作者再次回乡后的视角，聚焦父辈的困境、乡校的尴尬、农村婚姻流变等问题，从规划师角度思考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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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写过《秋天的怀念》，是纪念母亲的。今年十一的时候，我回家探亲。为避免高峰迁徙的人流，选择在十一之后回老家。

家乡的距离与交通工具的速度是成正比的，从飞机、高铁，到火车、汽车，再到母亲的电动车、外婆的三轮车，离家越近，交通工具的速度也就越慢。

1 再回乡：柿子黄桂花香，瓜瓞绵绵是归乡

收割辣椒的黄昏

院子里的柿子

秋收后笔者施肥

屋顶的杨树哗啦啦的响，母亲将小院收拾一丝不苟，宅旁有花、屋顶有树，菜园里恭恭敬敬地栽上几行笔直的小葱，三棵向日葵站在小葱的尽头，甘蔗扁长的叶子在风里偶尔起舞；南瓜和冬瓜的藤蔓顺着墙壁上的一张网，向屋顶攀爬，藤蝉联在一起、叶蝉联在一起，南瓜和冬瓜滚在一起。母亲用黄色的蛇皮袋子编织好三个头部膨胀的扫帚，放在门口白色的墙壁下，远远地看去，甚是好看。 柿子黄了，是的，柿子又黄了，一颗挨着一颗，既拥挤又快乐。那棵自生的泡桐树，成了这个院子里最高大的乔木，树冠饱满地像一棵丰盈的伞。

可能因为空气好，可能因为天空蓝，可能因为满园的花草果蔬，那颗悬而未悬的心埋进泥土，心里特别安，就特别爱睡觉。院子里，乡亲们因为家常和收成各抒己见，长长短短、高高矮矮的声音，把睡意笼罩地深深浅浅，我也就做了一个个长长短短的梦。

我所出生的乡村，在30年的城镇化浪潮里，并没有出现沿海地区的那种建设空间的蔓延，也没有像西部地区的乡村出现大幅收缩。人，走走回回，30年的时间，它依旧保留着它的样子，只是池塘干涸了，生活垃圾多了起来。乡道两边的树木也卷入城镇化的浪潮换了好几波，成材的速度越换越快。由木质细密、长得很慢的槐柳，变成了长势很快、十年成材的杨树，如今又变成木质轻盈的泡桐，春天的时候，树冠膨胀、花朵盈硕，紫色的花将乡道围合。

在某种程度上，和大部分离乡者一样，无论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想回农村老家看看，就像走了一段路后的回望和救赎，回答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傍晚带着困顿去田埂上走走，毫无头绪地和母亲外婆一起做一些农活，比如收割、除草和耕作，速度缓慢、收获低微，满足基本需求的方式依旧缓慢费力、因人而异，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2 父辈的困境：无名“英雄”迟暮，老无所依

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是越来越好。父辈们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外出所接触的工作绝大多是体力劳动。然而在长达30年的打工生涯里，他们并没有掌握所谓的一技之长。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体力越来越差。他们老了，要“退休”了，可是没有退休金。

其实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心里向往的还是能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首先随着物价上涨，仅靠几亩田地的微薄收入，来支撑简单的日常生活变得艰难。

其次随着家庭结构的转型以及农村人口的流动，子女们常年外出打工，无法居家照料，家庭养老功能也在不断弱化。再加上农村地区社会养老发展不足，农村老人普遍面临“老无所依”的境况。与此同时，对于父辈们，城市生活的确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学习到的知识、处理问题的方式亦或是那种游离于城市边缘的生活状态，都成了其内在经验。在多年城乡二元的生活中，他们已经适应了候鸟式的迁徙，习惯于周期性外出。在长久分离的家庭模式下，他们长久扮演着：我外出打工挣钱，你在家照顾老小……

父辈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家庭、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出了农村。他们中的大多数没能融入所务工的城市，也很难从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中受益。而返乡，农村社会并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原来靠血缘、地缘维持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偏向经济关系。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城市福利保障制度的排斥和传统乡土社会的脱嵌，使得老一代农民工很难获得安度晚年的保障。

舒茨（Alfred Schutz）明确指出社会行动只具有一种意义，即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其实像父辈这一代农民工，作为一个不断被城市和乡村边缘化群体。“进城”和“返乡”是构成其生命历程的两大重要行动，这两次行动客观上造成了其生命历程的“断裂”。而其养老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更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

此次返乡，作为规划从业者，我试图站在农民工的角度，理解他们社会行动的方式和意义，理解他们的养老处境和“英雄”迟暮的尴尬，进而去反思当今乡村振兴的不足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的关键。同时，作为他们的子女，我试图去理解父辈们这一特殊群体的主观感受和生活意义，进而明确自己的赡养责任与义务。

3 乡校的尴尬：悬浮于乡土，却难以回归乡土

四年级学生在教学楼之间上体育课

学生上围上来问我是他们的新老师吗

此次回乡，为做农村儿童活动空间调研，我回了乡校。

乡校变了很多，教学楼由瓦房变成了窗明几净的两层小楼，还有正在建设的宿舍楼。乡校从幼儿园到小学，总共有9名老师，小学每个年级一个班，班级人数不到20人，六年级招生招了6个，加上没有代课老师，只能送到附近的中学去读六年级，全校学生人数不到100名。30年的时间小学在用地空间上并没有扩张，只是内部瓦房变成了楼房，操场的空间被占用了，原本小小的校园，挤满了教学楼和宿舍楼，而学生的活动空间只有教学楼之间。

记得小时候的教室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夏天的教室的屋顶上会有蛇，冬天教室的窗户总是漏风，班级的人特别多，座位一个挤一个，弯腰捡掉落地上的笔都很费劲，学校图书室的书总是不够借阅，早自习放学后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走回家，在路上还能结交好朋友，从学校能看见家里的烟囱，根据烟囱的烟量来判断家里有没有做好饭，父母从来不会接送，刮风下雨甚至下冰雹，也是顶风冒雨挨冰雹地跑回家……

曾经的乡村学校一直都是乡村文化的中心，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载体，更是乡村文明的高地，它让我们认识自然、探望世界、记住乡愁，学会道德约束、承袭传统文化。而如今乡校寂寂寥寥，和小时候的场景相比，老师很少，学生也很少。

其实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方向一直在城镇化和乡土性之间摇摆，但在改革持续性的时间推进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农村教育城镇化的方向。可是在城乡教育筛选同轨化的规则下，城镇对乡村教育资源也产生了持续而深度的挤压，乡校在生源和师源上均处于弱势。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带走了一批学龄儿童。与此同时，农家子弟开始冲破“就近入学”的制度性强制，选择在教育条件较好的城镇就读。

而如今提到的乡土性的回归在实践中只是催生了诸多的伪回归和名词改革。农村学校始终要面临与城镇学校一样的教育“筛选”规则，从而获得社会和公众的认可，而农村学生则需要在与城镇学生一样的教育考试竞争中，达成个体的阶层流动。在城镇化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大潮下，底层乡校早已悬浮于村落社会，难以回归“乡土”。

4 农村婚姻流变：家庭制度去公共化之后

老家的每个胡同住在5户到6户人家，差不多每个胡同总有离婚的。乡村离婚率在变高，这是众所周知的感触。可是当我们提到农村地区离婚率飙升的时候，我们总会习惯将当前整个社会离婚率持续上升作为背景，从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等进行归因，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影响，对此进行合理化。可是人口流失、乡校兜底，再加上离婚率飙升，整个乡村社会陷入了某种底层循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家庭作为基本的抚育单元，其基本目的是养成和实现独立的社会分子去继替社会结构中的缺额。家庭制度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代际向上的养老责任和向下的抚育责任展开的。然而在国家、市场与历史等多重力量的交织下，乡村社会关联变得理性而松散，原有的生活制度与规范发生系统性异变。家庭制度开始卷进公共性的历史潮流，发生了剧烈的功能简化与替代。传统的婚姻关系也从扩大化的社会关系不断收缩，伦理性价值弱化，家庭政治范畴模糊，代际抚育责任脱嵌。

众所周知，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城乡劳动力资源实现合理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中国劳动力流动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个体的外出就业，而非家庭整体迁徙。劳动力流出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和学习，在个体性价值与城市消费主义观念的直输式作用下，婚姻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原有家庭制度所提供的自我实现和价值归属开始分崩离析，摩擦性离婚不断冲击着原本的家庭伦理责任与生活趣味，农村婚姻流变，家庭制度去公共化加快，农民的婚姻关系变得寡淡且单薄。

农村婚姻流变是观察传统乡土社会和工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窗口。现在的婚姻，本应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算计，加上婚姻货币化和工具化的趋势，貌似稳定的关系是脆弱的，会随着具体矛盾的积累而被冲垮。如何能实现婚姻关系与家庭公共制度的再嵌入从而为个体提供价值体验的重新归属，这是当下乡村振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后    记

故乡平整贫穷，但云朵丰盛、鸟鸣密集、风声充裕、睡眠富足。城市繁华，但星光羞涩、季节寡淡、猫狗拘束、邻居匮乏。于空气、水源、瓜果，于被窝、房舍、亲邻，于朝阳、落日、月光，于我们的胃、肺、肝、还有肾，故乡都更适合生存。可是我们的父辈，为了我们这代人，像候鸟一样随季候迁徙，而我们的母亲们唯一能关注的，便是新闻联播后那头的天气。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想逃跑，我们这一代人，却又正是为了生存，集体叛逃。

抛开那些关于城市发展的鸿篇巨著，回望国外一些非常成功的乡土小说，乡村是永远的理想国，普罗大众沉醉于浪漫主义时期对乡村生活的期待，主人公身处摇摆不定的世界关系，置身于家园感的世界才能感受到的安全感。反观中国的一些乡土小说，乡村多是伤痕累累，贾平凹的秦岭粗粝、动荡，鲁迅讽刺乡村的愚昧、落后，而沈从文笔下的乡村，草木能谈吐，禽兽在做梦，美好、但过于形而上学……那理想中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并没有范本，但我觉得是应该多一些乡趣，少一点乡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家高度关注农村、农民、农业发展问题，整个乡村社会也在一步步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也在持续提升。那些选择性被遗忘的人群、故土上的迁徙者、摇摇欲坠的乡校、去公共性的家庭制度，我不想悲观地放大乡村地区的此类现象。只是作为规划师，也作为从这片乡村里走出来的，游离于城市和故乡的离乡者，这些事实真切围绕着，便对此有更深刻的感触，也更能明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是的，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希望它真的变成一朵浪花，用我们的技术手段给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摆在规划师面前很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的基本追求和素养。

作者 | 许丽君

沈阳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生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分院规划师

河南省“乡村规划 千村试点” 工作规划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