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工程勘察大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杰

张杰是一位长期从事城市与村镇遗产保护、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城市特色营造等领域的设计大师，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北京市文物局、东城区规划局合作所做的“国子监地区保护规划”探索的理论与方法，对后来我国保护区保护治理的规划编制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

你或许看见过他，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某个历史老城里，正拿着相机在拍照；也可能是在街边的人行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他是张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也是国内城市更新领域颇有建树的城市规划师，长期关注历史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

张杰早年留学英国，在那里他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建筑，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提出了城市建设来源于生活，要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的理念。

在他眼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与风貌特色，而他要做的是挖掘这些历史风貌，找到城市的发展逻辑。“对历史风貌的挖掘非常关键，它会使我们的环境更有神采，生活变得更有趣。今天，如果我们能用现代的方式对城市历史风貌有一个不同的呈现，将是对生活的一种丰富，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这些年，他总是在闲暇时阅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书籍，在他看来，这些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年少时缺失了的现在得补回来；他还会在这些书里寻找中国建筑的历史文化根基。

对于老城区规划，他总结了两个要点：一是挖掘城市本身的历史文化风貌，二是重视人与城市间的交互作用。

2022年1月，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采访了张杰，他说，“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

城市建设与人

福州三坊七巷。受访者供图

1985年，张杰从天津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毕业，读研时得到了公派去英国读博士的机会，他告诉记者，英国求学的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

“那时，天津租界有很多建筑，也有传统建筑文化的环境，但整体来看国内现代建筑环境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从建筑学的角度看也比较困乏，所以当时大学期间，我们会看很多国外的建筑杂志。”通过这样的学习，张杰形成了一些自己对建筑的初步认识。

然而到了国外，在以一个使用者的身份与广泛的现代建筑与城市接触之后，张杰发现他的喜好或方向发生了改变，他的建筑观、城市观几乎被颠覆。

“我真切地意识到城市和建筑和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可以使你感觉到愉快、紧张甚至恐惧”。有了深切的生活感受后，张杰开始思考什么是好的建筑和城市，并开始对现代建筑所传达的观念和理论进行反思。

“现代建筑运动虽然是以科学与技术为动力的，但一开始很多前卫的建筑师所崇尚的是代表理性的宫殿、庙宇这一类型宗教建筑，很少研究人关注在西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丰富的民居对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为核心建筑环境的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张杰说，以帕特农神庙举例，它是给神建的，如果城市里只有这一种建筑，那么建筑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建筑既不能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居住问题，也不能解决店铺的生意之需。

福州三坊七巷项目。受访者供图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建筑理论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缺陷，也提出了关于回归城市的思考，但它们对于多数建筑学教育以及建筑师价值观的影响非常薄弱。

“上世纪70年代西方当代建筑理论界还提出了建筑有不同的类型的认识，这对我启发很大，为我开启了一个更科学、更人文地认识人类建筑环境的本质的大门。在我国，两千年前的《周礼·考工记》就有不同级别的城邑、建筑的相应规定，应该是建筑类型制度化或理论最早的建树。”张杰说，建筑类型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承认了建筑体系的多样性，并赋予不同建筑类型在城市中的不同角色。

张杰表示，一个城市里不会全都是宫殿和庙宇，以北京为例，有很多庙宇，但围绕着庙宇的是更多的居住功能的四合院，还有专门的商业、会馆建筑等，它们都是不同的建筑类型。从历史的发展看，随着时代不同，传统的建筑类型也变得越来越丰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反映，也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演变。

“依我看来，现代主义把所有建筑都当作纪念性的空间来塑造它对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

此后，张杰开始不断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更有生活感或者生活情景的环境。

“创造一个更有生活情景的环境的前提是，要有多种类型的建筑，按照一定的规律结构组合在一起。这些建筑结合在一起后会发现有的建筑更吸引人，吸引人的可能是它和人的互动比较多，也就是我们讲的宜人性，如步行商业街；当然也有的环境不那么吸引人，如由于运输和供货的背街等。，”在英国读博士时，张杰作为一个建筑专业学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实实在在的生活后，他得到了这样的观察结论。

不要简单照搬西方城市保护理论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园区。受访者供图

“国子监、雍和宫、鼓楼大街、南锣鼓巷、景山后街、白马寺……没有太多事情时，我就带着学生拿着相机看着感兴趣就进去了。”20世纪90年代初，归国后的张杰带着学生跑遍了北京的四合院。

“我为什么会喜欢中国传统的城市，因为这些城市具备我从抽象的专业认识到的价值和主观、本能地接受的丰富的信息。回国后的前10年，我基本上都在研究北京及国内其他历史城市的保护工作。”张杰强调，对于历史城市的兴趣并不仅仅是处于保护，而是喜爱这些城市，因为它们体现出人的价值，是在为人服务，不仅仅是为资本或技术载体。

2002年，张杰开始从一位纯粹的学者走向实践，凭借此前积累，他带领团队和学生介入了多个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作，脚步遍布全国。

“南京外秦淮河整治”是他的第一个项目。

张杰介绍，当时在城市大规模改造的背景下，国内很多城市都在搞大型城市绿化建设，“比如做大草坪、大绿地，多是西方化的景观观念的映射，这显然和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相悖。所以，秦淮河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改善水质、建设绿地层面，必须考虑中国城市特色的传承。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我们也不能将以欧洲背景和经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保护理论直接搬到中国”。这也是张杰介入历史城市保护更新项目一直坚持的想法。

南京外秦淮河门动设计。受访者供图

张杰说，像秦淮河这样的长达12公里的整治大工程全世界也不多见。“当时的秦淮河沿岸环境很差，污水横流，两岸棚户延绵，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伤心之河……我们规划设计时考虑到了明代的城墙和秦淮河水的综合效果，既保证了河堤的防洪功能，也考虑到了沿河的景观效果。”

经过治理的秦淮河恢复的往日风光，成为老城与河西新区的之间的活力纽带。当张杰再次来到南京看到面貌全新的外秦淮时，他十分感慨地说，“秦淮河整治工程让我们看到了遗产与生态保护的力量！”

2007年，张杰又参加了济南市启动大明湖景区东扩项目，但此前提出的相关规划设计没有得到张杰的认可。

“大明湖改造为什么要加入流行的西洋元素，这和泉城济南的城市文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景观来传承并发扬光大？”张杰认为，大明湖作为我国起源于北宋时期的北方大型公共园林，其精髓在于“山、泉、城、湖、河”一体的文化景观特色。如果按照此前的设计方案，大明湖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陶溪川博物馆内部。受访者供图

“当时大明湖东南岸还有很多老街区、建筑正在被拆除，为了保留扩建区域的老建筑，我要求不要再拆了，我认为要尊重大明湖的历史，原来的岸线最好不随便改变，因为它的每一曲、每一折都是在历史中被设计出的，都有对景。于是我在东南方单独设计了一个景区，用水渠、桥梁等将它们勾连在一起，这样及完整保护了老的大明湖的历史格局，又在新区承继了园林传统，而不是一味引赶时髦，抄袭洋东西。”张杰说。

此外，为了将传统的大明湖融入城市，满足现代生活需要，张杰在做设计时还特别关注理水的方式、公共开放的尺度处理等。

大明湖项目给张杰带来了新的体会和认识，在之后的很多历史街区保护更新项目中，或与传统相关的城市更新、保护项目中，他都会思考如何继承传统城市的开放空间和景观。

张杰以北京胡同举例，“现在北京胡同推行一院一树，这就很好，不能老是搞草坪。按照北京的老城的传统风貌，基本上两三个院子就有一棵树，这就是传承景观要素和城市风貌结合的样板。”

在张杰看来，一个城市的文化传承有很多丰富的元素，也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

恢复城市的原始逻辑

陶溪川文创园。受访者供图

2006年，张杰开始介入旧城保护与更新的实施项目，第一个项目是福州的三坊七巷。

“这个项目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工程涉及了很多工艺的挖掘与修复，比如彩画、彩绘、灰塑等。工程中还要深入挖掘这些砖木工艺的历史价值等。”张杰说。

三坊七巷项目主体完成后，福州多了一张城市名片，也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效益。张杰告诉记者，“这个项完成前，很少有人会去福州城里旅游，一般都是从福州转乘到武夷山或土楼去看看；三坊七巷完成后，很多人去福州首先就会去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成为福州新的旅游目的地后，张杰开始思考，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现在的社会生活水平下，社会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样的建筑、街区可以成为城市文化的名片，带动城市的发展。

历史街区保护与环境的提升后，一般需要几年的运营才能形成真正的氛围。三坊七巷之后，开始有更多的城市找到张杰，“参与了几个项目后，我又开始琢磨运营方面的事情，街区硬件完成后，地方上对于它的业态应如何细化管理，比如商业的种类、数量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事，包括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对此也很重视，不希望修缮后的街区死气沉沉。”

2011年，景德镇老旧工业区的更新项目启动；次年，张杰开始进行陶瓷博物馆等设计，同时和甲方讨论业态问题，其中就包括后期的运营与管控方面。

提到景德镇就离不开瓷器，他认为景德镇不但要保护传统的瓷器业遗产，而且要重视现代陶瓷业留下的晚近的遗产，它们我国陶瓷产业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以房地产为主的大拆大建，张杰更希望在以保护利用这些工厂的基础上恢复城市的原始逻辑—为人而建，为人而存在，“这样城市才会既有文化又生活。”

张杰介绍，景德镇改造完成后，一期的陶溪川文创园区十分吸引人，“我们的更新策略是把工业时代造成的一些排斥人的部分进行适度调整，使之成为具有亲和力的街区。比如工厂建筑以前是冷冰冰的界面，现在沿街开了店铺，促进了更多活跃的日常活动，使厂区变得具有开放性”

张杰说，他在做城市设计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促进城市与人间的可交互状态。

张杰教授设计的景德镇陶溪川博物馆。受访者供图

什么是可交互状态，张杰以城市中的博物馆举例，“博物馆确实会吸引很多人进入到其内部进行观摩，但由于绝大多数博物馆的功能是内向性的，所以其外表一般是封闭的，所以人们仅限于被动地去欣赏建筑的外部造型，但在其周围没有鼓励人们活动的环境。这样的设计只能说遵循了博物馆功能的自身逻辑，但对城市并不友好。如果我设计，我宁愿损失博物馆看起来很酷的形象，在其外立面适当的地方安排餐馆、酒吧、商店等功能，通过这些鼓励人使用的城市功能，在博物馆的内部功能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可交互的界面或地带，因为建筑需要和人交流，它必须世俗化。”

张杰对记者表示，在一个城市更新的时代，需要确立一种不能只靠视觉的美学的逻辑，还要考虑城市的阅读逻辑。任何城市都是不同时代演替而成的，丰富的历史叠加层的片段，只能通过讲故事、系统阅读才能体会和认识。

研究了30多年历史文化名城的张杰也遇到过困难。“有时是专业上的问题，有时是资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会波及原先的设计规划。”

张杰说，做实际工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上，有时需要和各方斗智斗勇，也有拍桌子的时候，“沟沟坎坎很正常。”

怎么克服？张杰用四个字概况：天下为公，“你所做的事情是站在社会的角度，就可以调动各方的资源去克服这些困难。”

对 话

中国房地产报：从2016年全国两会到“十四五”规划，“工匠精神”被屡次提及，您对国家屡次提及“工匠精神”怎么理解的？

张杰：“工匠精神”被屡次提及，反映了我国正步入高水平发展阶段，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

我认为可以把“工匠”拆开来看，“工”可以理解为工具、工艺或者做工；“匠”则包括构思或设计内容的谋划，那么工匠精神就是除了在制作过程有一系列的标准和程序外，在此之前还需要有一系列的概念和设计，比如想要做成什么样子以及如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等等。

另外，“工匠”也并不一定狭义的指一个人，也可以是组织。一个大型项目需要成百上千人花费数年完成，大型项目的组织也应该是工匠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房地产报：此前，社会中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历史上的“工匠精神”已逐渐被漠视甚至在某些领域消失，对此您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杰：这一问题根源并非中国独有。对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三四十年发展十分迅速，导致我们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和困境，也很难解决一些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从历史角度看，计划经济时，比如瓦工都会有级别，每一道工序都有特殊的工具来做；现在技术工人严重缺失，加上赶工期，导致很多仓促完成的工程很粗糙，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中国房地产报：在城市规划方面有什么想对同行说的话？

张杰：过往，我们大多解决问题的是宏观层面的，是以俯瞰的视角在观察城市，造就了很多没有人气、缺乏生活感的、服务于汽车的、被分裂的城市。现在正在推进城市更新，我们需要结合宏观、微观与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思考城市，做好接地气的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