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成本很多计算不恰当

记者：把统筹层次提高到中央，改革的阻力似乎迎刃而解了。但中央财政如何消化这笔支出？现在户籍制度改革让地方财政压力增大，无法消化成本的说法很多。

都阳：我认为大家过多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很多计算都是不恰当的。所谓户籍制度改革成本，就是给一些原来没有福利的人提供更多保障，但这些人本来是应该有保障的，所以不能完全称之为成本。

而且，如果采用渐进改革思路，财政压力并没有达到那么可怕的程度。现在社会保障最重要的三个部分：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其实中央财政给地方政府的补贴已经负担了大头，大概在60%以上。如果把现在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化、规范化，提高统筹层次，中央财政的能力是可以承担的。

另外，大家对户籍改革的收益估计不足。户籍制度改革能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促进劳动力进一步流动，它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记者：怎么评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

都阳：这个收益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了。之前有人做过一个研究，美国的非法移民并没有享受本地福利和公共服务，但是却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很重要影响，提高了美国经济活力。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如果把改革措施做到位，通过促进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可以带来效率改善和生产力提升。每年大概能促进经济增长1.6个到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使GDP增速在5%-6%，这项改革也能带来相当于1万亿-2万亿的收益，完全可以抵消所谓的改革成本。

农业生产不会成为制约因素

记者：效率提高的来源在哪里？

都阳：举个例子，现在北京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同时，农村仍然有一些中年的劳动力。具备相应条件的农村妇女并不是不想来北京当保姆赚钱，是很多条件制约了她。万一离开土地，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保障，该怎么办？看病都是大问题，在农村有新农合，在北京看病即使能报销，也非常困难。如果这些顾虑都没有了，她可能就愿意去北京当保姆，赚比在农村更多的钱。而需要保姆的人就能以更低价格或更方便地雇到一个保姆，他本人就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提高生产率。这是一个促进分工和专业化的过程。

记者：所以你认同户籍制度改革能延长中国人口红利的观点？

都阳：对。结构转型需要花时间在市场上摸索。我们也不希望劳动力成本直线上升，当劳动力供给制约经济发展，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实际上是有利于结构转型的。

从宏观层面看，已经实现了三十年高速增长奇迹的中国可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字路口。以前促成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些有利因素正逐渐消失。而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阶段，由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以要素积累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深化改革与持续增长是兼容的。甚至唯有改革，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难题，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

记者：是否担心户籍改革引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骤减，影响农业生产？

都阳：以前一直有这个担忧。但现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农业生产经营并不是简单的劳动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也非常高，像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包括机械化的程度，投入增长都很快。所以农户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而是一个家庭农场的管理者。既然农业的生产经营跟劳动投入已经没有太大关系，如果农地的流转制度更加自由的话，那农业生产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制约的因素。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1%-2%的劳动力，这完全不应该成为一个担心的因素。

记者：劳动力流动变为人口流动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在这方面你有何建议？

都阳：教育很重要，思路跟养老制度基本一样，教育的公共服务也应该一体化。可以实行类似于义务教育账户的方法。适龄人口可以拥有个人账户，在任何地方接受义务教育。

记者：但目前我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供应不足。

都阳：我也同意，教育深化改革应该在这个方面展开。国家需要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角色，但同时也应该让其他社会主体参与进来。

记者：从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迟迟不能就位，中国经济主要会面临哪些问题？

都阳：由于没有对户籍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改革，它所造成的一些弊端已经显现。例如，以劳动力流动为主导，造成了人口结构在城乡间分布的扭曲。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群体的出现会造成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潜力没有进一步释放，我们也就难以享受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一些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引发的矛盾能否顺利解决。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很重要。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而不是孤立地说哪一项改革更重要。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很难说，有的改革很重要，但并不一定是立马见效，比如像户籍制度改革，它是一种根本性的长远的改革。

■ 人物

谢绝“走势预测”的经济学者

第一次见到都阳本人，忍不住在内心赞叹，这个学者真帅，像极了令狐冲的俊朗潇洒。

可当回到经济话题，刚才的那种错觉马上消失。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阳都一脸严肃，谨慎地对每一个问题作答。即便聊起经济学界的学术争鸣，或学者应坚守的准则这样的题外话，他都会马上表示，“这个话题我不参与，不做回答”。

不少企业家和学者会角色带入，将自己与武侠小说里的某个人物对号入座，或秉持某种侠客精神，作为自己的学术精神，仗义执言。

但都阳认为，经济学者不是武侠英雄比武功，作为一个学者，他只能从自己的研究结果来看，政府应该怎么做，或者能做什么。作为一个研究者，他只能提出方案和内容。至于“后事”如何，那是决策者的事情。所以，他会谢绝那些涉及形势判断，走势预测的话题，认为这不是学者发挥作用的地方。

都阳也认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很多问题看得很清楚，执政者需要“游说”，也不反对游说，前提是内容不跟个人利益挂钩。他也愿意在不同场合提方案，比如发表学术论文、接受媒体采访，或者给决策者写报告提思路，但仅此而已。

“因为我的角色就是研究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作为这个事情，我已经完成我的角色了。”都阳说，每个决策的过程，决策者都会受到其他因素制约，站在某个学者的角度可能看不清。他说，即使自己的观点没有被决策者采纳，而时间证明自己的方案更合适，也没有什么委屈或遗憾，因为自己已经做了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