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走过40个春秋。

4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制度不断完善、理念不断提升、力量不断壮大，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利用工作经验不断丰富。

40年来，一大批千年名城的守护者，秉承情怀与责任，发挥专业与技术优势，探索出了众多原创性、全局性、可复制、可分享的名城保护实践经验，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回忆。

值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40周年之际，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推出“规话名城”专栏，该专栏为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发起的征集文章，讲述学委会委员们守住变化中“不变”的文化根脉的故事。

作者 | 郝之颖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我与名城保护的相伴历程真的是一种缘分。

话要从1988年说起，那年我刚刚硕士毕业走出校门，进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名城所工作，第二年我被安排到了《泉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88）编制项目组。那时刚参加工作，对城市规划的认识基本上是学校作业水平，与实际工作相差甚远，一下子参与这么重要城市的总体规划，无从下手，就从专题工作开始。我被分配参加泉州古城保护规划的具体工作，而当时，什么是古城保护，在我的认识中完全是空白，于是，在老同事的指导下于懵懂中开始了工作。首先就是进行现场调研，每天拿上图纸和笔记本，骑上自行车穿梭在泉州的老街小巷中，很快我为这些从没有接触过的老城“景观”而不断惊叹，当年福建最大规模的佛教建筑群开源寺东西塔、印证宋元时期对外贸易交流的清净寺建筑群，以及传统民居给我极大的震撼。80年代末的泉州中心城还很小，只有8个多平方公里，15万人左右，古城就占6.4平方公里，所以那时的古城显得很大，感觉整个泉州都是一座老城。也是到了泉州才知道像 “鲤城”一样的很多仿生城垣型制，包含了丰富中国传统选址营城的智慧。而印象最深的是在城市中心一栋“老宅”（已经记不住名字了），它属于一个家族，占地近2000平方米，它是随着家族人口增长，建筑一排排向外增建形成的，每排建筑之间有通道，通道有交通作用，还有采光和划分家族支系的作用，走在建筑群中没有住民指引就会“迷路”，这是泉州广泛分布的传统大厝建筑群，它不仅代表着闽南典型建筑形制和格局特色，更反应了中国宗族社会组织结构和建筑平面设计的耦合机理。在我保护专题完成以后很多年才知道，自己刚刚工作就作为执笔人参加了泉州古城保护专题（应该是依托了《泉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83）版），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这个机缘对我后来从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开端。

泉州古城保护专题成果目录——1988油印版

古城环境保护图——手绘版

泉州工作结束后，参与的保护工作都是间断的，不连续的，而我再次走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业行列是2004年。这一年我调入中规院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名城规划研究所（现在的名城所），之后与张兵搭档，我作为他的副所长全面从事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与名城保护再续前缘。期间有两件事我想说说。一个是乔家大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这是我第一次负责编制文保单位的保护规划，得到王景慧老先生的悉心指导，记得提交成果时，请景慧老总把关，本以为没什么问题，但成果还是多处被王总批注的很“热闹”，批注中看出老先生对保护治学的严谨和保护认识的深刻，此事对我后来的工作思路影响很深，让我受益极大。第二个是2012年，在住建部领导下开展名城保护制度建立30年的回顾工作，全所在张兵带领下投入几乎全部力量，持续了近2年，参与全国大量名城考察、调研、资料整理、攥写报告等工作，2013年住建部以《风雨如磐三十年》的出版为名城30年回顾画上句号，这部作品对我国名城保护30年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很有价值。作为副所长，我虽然没有全程参加，但有幸经历和参与了部分工作。时至今日我还保留了一些《风雨如磐三十年》参编专家学者的执笔稿和修改稿，我想这些稿件未来会是我们宝贵的记录和记忆吧。

我在名城所工作了十几年，总结自己与名城的故事，带有明显的中规院的痕迹，中规院的大舞台为我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和条件，有幸承担或管理完成了几十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编制，其中成功获得国务院批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余座；接触和从事的保护工作类型极其丰富，从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文保单位、世界遗产，到工业遗产、历史城市景观、传统村落等；还参加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标准制定、历史建筑认定、传统村落科研等工作。最难得的是得到王景慧、汪志明和朱自煊、阮仪三等院内外前辈们的指点，有机会与那么多同行学习切磋，积累颇丰。当时名城所张兵是所长，赵中枢、张广汉等很多专家都在这个所里，这是名城所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从事名城工作最充实、最有收获的时光，借此机会要特别感谢各位领导、同事、朋友给我的支持。

2018年，我再次去泉州出差，特意“故地重游”，又拾起很多记忆，但当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元寺和清净寺周边拆除了很多建筑，清净寺也进行了维修，中山路、西街等街道环境进行了多次整治，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极大改变，但是当年非常淳朴和原生的印象也极大地改变了。只可惜，80年代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相机是“奢侈品”，没能留下太多照片，不然可以与现今做个对比会很有意思的。

今天，再从规划专业人的角度看当年的泉州古城保护专题规划，感慨颇多。80年代末，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善的名城保护体系，工作的开展是实践导向的，在摸索中积累经验。弹指一挥间，今天已经是我国名城制度建立40年了，名城保护事业发生了质的飞跃。当年的泉州名城保护专题范围只在中心城区，没有全域的概念，所以价值很高的崇武古城、安溪湖头、南安石井、晋江安海（安平桥所在地）等名镇等都没有纳入，更没有名村、村落等保护内容。清源山也只是作为风景区提及，没有作为历史景观或山水格局环境纳入保护，甚至没有明确的保护范围线。现在看来做的是如此简单粗浅，但我认为对泉州的保护是很有意义的，其在于80年代像泉州这样的一批城市的保护工作标着我国历史文化保护历程的开启和不懈坚持，有了其后保护事业的不断完善。看似个例，实是一个发展阶段的缩影，正如我国名城保护历程一样，从名录到 “要素全囊括、空间全覆盖”；从“分散保护”到“协同保护”；从古代延展到了近代、现代，经历了巨大发展。近几年开展的泉州古城双修、提升、更新等再次标志着历史文化从着重保护推向保用结合的又一个阶段。

细算下来，我与名城结缘已有30年的时间，期间赶上了我国名城40年保护事业快速发展阶段和大好制度环境。我国历史文化保护走过了里程碑式的路程，作为这段路程的片段参与者，非常幸运。

直至今日，我依旧最热爱这项工作，依旧带领喜欢的团队做着“本行”。我与名城的故事有些长了，先就此打住吧。我相信我国名城保护事业的发展愿景值得畅想！期待名城保护的50年、60年……

供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