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城市化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

这些年观察城乡经济，笔者关注的重点是转让权。《城乡中国》从（2012年3月）起笔持续两年半，陆续把所见所思写了下来，为日后进一步研究作铺垫。写到《城乡中国》的下册（专栏50-100），曾专辟一节辨析涉及农地农房转让权的一些认识。其中，回应了华生的“误区”指责，点评了他提出的“建筑无自由”论和“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论，也引出他的数篇反驳。为赶出版周期，惟有在书稿交卷后再来作复，以就教于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何来“人的城市化”

先从问题说起。据华生自述，“2001年初，我也是从农民进城打工和户籍制度改革出发，开始著文提出和研究人的城市化问题，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见华生，“小产权房合法化，会不会天下大乱”。下文如无特别标注，引用华生文盖出自此文和“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上）”、“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中）”、“现代社会中的土地开发建主权问题”、以及“农地农房入市：陷阱与跨越”等六篇论争文章。）。这里冒出一个命题——“人的城市化”。至于当年怎么提出，以及是不是还有别人更早提出，我没有查证。从现在的情况看，不论原创谁属，“人的城市化”早已铺天盖地，在舆论中占据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地位，无论政府文告、两会议题、领导讲话还是热门话题，“人的城市化”无处不在。

只是，这个炙手可热的“人的城市化”，是不是真的就构成当下我国城市化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容我讲点不同意见吧。实不相瞒，第一次听到这个“术语”——不是从华生那里——我就觉得有点别扭。“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定义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其内涵是伴随着经济增长，更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如此，“城市化”本来就是、也只能是“人的城市化”，为什么非要叠叠加重重，再来一个“人的城市化”呢？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中国背景。以我所知，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文贯中教授。贯中是上海人，从小耳闻目睹，对老上海（浦西）高密度的大都市生活有很深的感受，后来对比浦东开发，发现浦西、浦东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特征是大片土地快速划入城市新区，但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的速度却相对较慢（更为系统的阐释，见文贯中近著《吾民无地：城市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受他启发，有研究者拿数据查验，发现全国情况也如出一辙，都是本来意义上的城市化——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在速度上敌不过“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于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就流行了开来。

其实，大片农村土地过于快速地被划入城区，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渐进改革未能持续推进的一个产物。比较而言，我国劳力由乡转城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但土地房屋合法转城的市场化程度极低。当劳力大规模流动、集聚之际，城乡间的土地配置却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垄断，为“土地城市化”装上了一部超强发动机。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土地和空间资源配置浪费、影响财政安全的过度负债、涉土权力腐败猖獗以及一些地方官民冲突加剧等诸种麻烦，也接踵而来，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