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清华同衡2022-2023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

尹  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监事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始人、资深顾问专家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报告本身对其特殊性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解读，这是一个再次探索普遍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树立正确价值判断，寻找新的可行路径，达成新的适合中国发展目标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过程。中国人民自身事业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清华同衡从成立那天起，之所以树立了“家国天下”的理念就是要上国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入主流、干大事、攻难事，而不是自己会什么就做什么，寻找市场空白、寻找蓝海和舒适区去赚大钱，所以我们的业务主流一直是跟着国家中心任务走的。

中国城乡的规划、建设、运营和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子领域，其中既存在大量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的探索，也有基本理论与中国国情特殊性实践的融合。当年吴良镛先生创立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体系时，首先谈到的问题就是重回基本原理，然后是立足中国国情、市情、民情，寻找与实践的结合点，在实践的检验中逐步建立中国建筑师、规划师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下学科和学科实践的融合仍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当我们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新的制度策略、新的路径探求和新的理论内涵时，也需要重回现代性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才能对中国城乡的未来看得更深刻些，才能理解为什么它是中国式的，同时也是全球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背景的政产学研用一体的智库机构和职业化的服务咨询机构，有句话需记住：“每一个领域或学科都有它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最终的答案，但如果你放弃对它的讨论，最多可以成为学术工匠，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学者”。

下面就我的体会来谈几个有启发性的基本问题，供大家参考并在今年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实践中进行更深化的探索。

现代性核心命题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传统与现代是相对应的语境

在传统社会中，大多数情况下，人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都是被有限空间内的“地域性活动”所支配。这种社会活动在我们常说的物质环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地理空间上的投影被称为场所；而现代性的来临则改变了对场所地域性或在场性（presence）的认知，创造出了远距离关联和不断趋近“零时差”的“非场所性社会”。当下最疯狂的未来学者还预言，有朝一日时间的压缩会彻底消灭空间的差异性，“零时差”化的“网络空间”和“虚拟空间”会成为社会组织全新的形态。作为空间规划师的我们也许没这么疯狂，但至少需要正视传统上的场所社会的边界正在被淡化，就像刚才袁昕院长讲的我们的领域边界也在被淡化，“缺场”（absence）的场所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改变着“地域性社会”的建构方式，为什么中国绝大部分的成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取的，与其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这种阶段差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形成了大量的不同时间轴并行的“平行世界”。时差的消失也会使空间的价值至少在经济领域、社会建构领域、环境维护领域和资源利用领域不断失去其原有的“区位”特征——做空间规划的人都知道区位是我们这个领域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这也意味着对国家和区域乃至城市、县区而言，自己的过去不再是衡量进步的唯一标尺，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要放在全球完全不同的时间坐标中去综合研判并形成预期的；最终我们会看到有限空间边界下的各种预测和校核越来越带有不确定性，越来越受到更广阔开放系统的影响。思维是一种能量，但是如果封闭型的社会系统不能实现更大尺度的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换的话，那么其熵增效应仍然意味着一个封闭系统的终极。

因此，从去年的苦战中我们看到“蝴蝶效应”和各种“犀牛”会成为常态，这意味着实体空间的价值和意义伴随时间的压缩和时间轴的平移和交错在发生持续的变化。从这个视角看，传统上我们追求的某种尽善尽美的空间蓝图也许会更加淡出规划者的视野，而在虚实结合的新网络上节点价值的判断与变迁以及与风险相伴的韧性和应变能力的抉择，在城乡未来的发展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我们讲陪伴，为什么要陪伴，就是要有足够的应急反应能力——发展中的多情景预案应对和应急情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建设变得愈发重要。试图用现代技术的进步按照传统社会的思路去强化层级管理和类别管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画地为牢、画人聚类是不会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只会是传统社会“四海归一”“天下臣服”的技术升级版，这显然不是我们要的未来。

同时，这也意味着“缺场”的穿透效应会强化高能级聚居点和高能级网络节点对相对低能级空间的渗透和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在地性”和封闭性将被进一步打破。在更广义的互联互通环境下、在流通中去寻求和聚集发展动力，聚合发展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等等会变成常态。用政治语汇来谈，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国家统一市场建立，小到区域协同、城乡融合都是对“缺场”（也就是我们学科中所说的“非场所性社会”）和“在地”要素（亦即“场所性社会”）二者关系的深度调整。因此，跳出在地局限看发展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发展需求。这种时空关系的变化，引发了以下一系列子命题的出现。

01 现代性子命题之一：社会系统“脱域”和“再嵌入”

城市规划是社会改良的行动，它得以从有限地域化的情境中“脱离出来”，跨越更广泛的时空去重组社会关系和资源网络，并以“再嵌入”的方式反作用于“场所社会”。这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机遇；也是实现区域协调的机遇；还是现象级的“象征标志”和专业化的“专家系统”结合实现新的知识建构的机遇。ChatGPT如果不实现两者的结合，可能就是一个现象级甚至是一个很坏的现象级的产物，如果能实现两者结合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尊重知识产权的万事通工具。在“脱域”和“再嵌入”过程中，如何使面对面的“人际信任”转向“系统性信任”，转向法治化前提下的“制度性信任”，成为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石。我们应该看到，建立信任基石的核心力量不是权力的强化，而是信息的完整化。信息中人的多样化和全要素地理信息的填补仍是当下规划信息完整化的重点。相较于信任更高一层的是信赖，这显然超越了技术问题，与诚实和爱的含义直接相关。“要乐于看到全体民众过好日子”才是根本的底线，才能在广大民众中赢得信赖，这种价值观才是信赖、信仰、信任的基本前提，而加上全体二字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但很遗憾的是在规划体制机制调整过程中，“折腾”和“否定”仍会常常成为当下规划决策的主题。许多摧毁信心的行动也会因“约束性”权力的偏好而成为规划行动的主基调，从专家系统到“砖家系统”的信任丧失多来自于此。比如，资源管控有无底线？当然有，然而回顾人类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个底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经历过“增长的极限”的极度悲观，也经历过“无极限增长”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近乎疯狂的迷信，经过二者几十年的博弈才有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逐步成熟。三区三线的划定可以随意化，可以数字游戏化，也可以在其背后的科学问题研究基础上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真正有用的规则。“一张图”有了，这是一张大体成型的棋盘，下一步是寻找有效合理的下棋规则的建立。从这个角度来看，规划可以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一定不是简单的黑白对弈，生死相搏。“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最大的不同，是游戏的参与者发现游戏受到有限结局的威胁时（即有些参与者会赢，其他参与者会输），会在博弈过程中去改变规则，以求得游戏的延续。有限游戏的规则是参与者认同准会赢的合同条款（愿赌服输），而无限游戏的规则就是参与者认同继续游戏的合同条款。前者的规则是让别人的话语权终结，而后者的规则是让多元对话继续下去。而一场永远下不完的棋，它的规则是由所有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共同参与和不断调整的。当自下而上的全体人民参与游戏的呼吁渠道不畅，当因忠诚而引发的呼吁被视为背叛时，退出变成了最坏的选择；用脚投票是游戏参与者的权力，但却会形成最坏的结局，那就是玩家的减少直到游戏的夭折，这意味着一切可持续进程的终结。规划的首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加入一场无限游戏，吸引和汇聚更多的发展动力在这种可持续游戏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乃至调整规划，以实现更值得期待的前景。当然，我们现在前景导向是明确的，那就是物质与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而不是机制性地逼迫更多参与者的退出而引发游戏的有限终结，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要有哲学思维能力才能走得更远。

02 现代性子命题之二：权力和知识的再分享

发端于工业革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解决了“个体人”（传统社会中无权无势之人“nobody”）和神权、皇权、贵族权的权力和知识的分享问题，但这个“个体人”从实践结果看是新精英对权力的再垄断，资本主义的路径并没有解决“精英”和更广泛的民众分享知识和权力的问题。发端于知识经济的第二次现代化中，一方面知识共享的门槛进一步因技术进步而下降，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化的合流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再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再放大。在这种背景下致力于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完成这次自我革命，事关制度的前途命运。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城乡建设中首先是空间生产和享用权利的公平问题，其次是规划知识的大众化分享问题，时空分离也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下规划及规划推动的社会改良运动是精英的垂怜，还是知识的普及？是自上而下的给予，还是调动每个人积极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价值的共同缔造？这是规划师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规划体制改革的重点。

应对社会目标诉求的参与式规划、应对市场主体诉求的沟通型规划理论，学术界已有大量探索，个案性的实践积累也日渐丰富，已到了将成功经验制度化的阶段，这是走向“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道路选择问题，恐怕只有规划界和规划权力部门放下“致命的自负”和稻粱之谋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清华同衡的企业文化决定了我们在这场变革中应该成为主角。

03 现代性子命题之三：反思性地看待传统

在传统文化中，“过去”总是被尊重的，包含在其中的世代经验（包括杰出实践和杰出个人）常常具有“不朽”的含义。在传统文化中也有反思的概念，但很大程度上被限定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从时间轴上看，“过去”的比“未来”的更重要是常态化的事情，这种看待传统的方式是时间、空间加上地域性的一体化，所谓的变迁也多是在“原域”内的新生代修正。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我们会看到知识的迭代和反思可以使我们从简单的“以前如此”走向因知识的新发现而建立的“本当如此”跃进；这意味着只有用非经验性的新知识来说明传统时，传统才能得到重生并融入当代日常生活。这是一个从符号认同、字词认同到语言学认同的过程，也是从表征认同到原理认同的过程。这意味着在最现代化的东西里，传统与习俗还会扮演某种角色，作为社会实践一部分的空间营造也会不断地受到这种实践所产生的新知识的改造，从而在结构与形态上既不断改变着所谓“传统”的特征，也会改变事实上由先发现代化国家主导的现代性文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会变，而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与时俱进的和多元文化共存和包容的。

文化并不是拥有一个传统，它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是要把我们带回过去，而是将开始于过去而并未结束的，仍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继续做下去。重复过去永远是文化上的赤贫者。切断与过去的联系，遗忘过去在文化上也毫无意义。给传统带来新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对自认为熟悉的东西重新产生陌生感，对过去做出再审视。这样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文化需要在改造中发生变化才有生命力。

04 现代化子命题之四：流动的现代化

随着时差或时滞效应的消失，空间上的“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将变得更无差别，空间的区位对行动和行为的绩效约束将越来越小。看义乌的成长，看乡镇企业的成长，空间的区位正在失去其传统的“关键性和战略性的价值”。对这方面的认知最早来自于军事科学的敏感，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以空间边界界定的“前线”与“后方”以及区域性国家级的资源调配其实已经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在第一次现代化中以硬件和重资产为核心的、追求明确边界内空间价值最大化的各种手段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在日益软件化和更具流动性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时间的压缩成为获取价值的重要手段，正是时间概念的变化把空间领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价值都提高了。我戏称之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生存的本质，也是承载多元要素流动的所有“流空间”的价值所在，从理论上讲空间联系无限接近于“零时差”意味着整体空间绩效接近于无穷大。这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对不动产的理解、对通勤意义的理解，乃至对土地开发意义的理解。土地的利用会以更快的速度（或在更短的时段内）随着利益和“时兴话题”（topical reference）而转变，这也许会颠覆我们所熟悉的土地开发利用以及管控模式，给传统上“偏远”和“遥不可及”的空间带来全新的开发机遇，并要求我们未来新建和已有的存量空间具备更强的场所的多义性，也使规划蓝图“软件化”和因多变而创造出更多空间利用的可能性。

这些思考不是为了下结论，而是为了激发更多的思考，这是一个没有确定性答案的时代，而唯一的答案探求路径是汇集众智，达成时段性共识并不断自我革命和调整，走向一个充满着不确定但初心未泯的未来。

关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从已有的目标设定和任务分解看，是一个庞大的彼此关联的任务集，从国家到相关部委已大量发文做了详细的部署，在这里就不解读了。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和它所能创造的物质基础和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这个庞大任务集的基本载体，战略引领和多元协作则会成为实现这个任务集的主旋律，今天从方法论视角谈几点感悟。

01 规划本质是一种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行为，但不意味着国家干涉主义的强化

规划作为一种干涉主义活动，虽然传统上许多形式的干涉都是由国家及各级政府主导的，但为了纠正市场失灵而进行干预的可取性已日益成为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建构和变革中多元参与者的共识，这是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化治理的核心要义。近几年我评审过一些城市治理方案，大概见过的最不靠谱的一个方案是试图把现在的城管部门直接授权变成为城市治理的主管部门。在走向城市规划转向公共政策，转向治理手段的道路上，没有体制结构的多元参与只能是“乌合之众”的泛滥和民粹主义的崛起，所达成的各种乌托邦式的共识也没有聚合资源落地实践的可能；那么创建一种新的体制结构框架，使新的集体主义努力的多元形式可以被开发和利用就变成了现代化治理转型的根本，渐进式的连续累积制度变革和制度化的调节模式探索就变得十分关键，治理的现代化不仅仅反映在目的和目标的协商一致，有共同策划的能力，而且要发展出一种激发集体努力的手段，以便通过有序的方式管理变革，这就是共建或者叫共同缔造。同时我们还要知道，政策与行动的一体化也就是知行合一是必要的，这个改革方向不是国家干涉主义的强化，而是通过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有效链接网络的安排和各种协作体制下的授权去创造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的新模式。规划仍是一种干涉行为，但它不仅仅是国家权力层级间的权力和利益传导，而一定会走向跨地域、跨层级，特别是跨越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实现守底线、谋发展、促公平的活动；它的体制结构也会随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变化而发生必要的变化；它也是在各种尺度的集体共同缔造中为协商达成解决问题所提供的基础平台；也是一种政策和行动有效链接，知行合一形成具体实践方案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划的作用和地位仍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相应的规划师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2 战略框架仍有其重要作用，但所谓的“整体规划”方法体系已日落西山

过往中国规划界接受的是整体规划的教育训练，大家对整体规划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看看当年整体规划的名著就可以理解当下的规划为什么走得磕磕绊绊，为什么与我们真实的实践经常产生不必要的摩擦，甚至有时候会站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这与当年前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及其学科基础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无时无刻不看到它的影子。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战略仍然是规划工作的迷人之处，但当代的战略框架已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一厢情愿或者是来自于领导层的冲动和激情，同样也不来自于规划大师们的“致命的自负”。它更应发挥的作用是认知环境以促进必要的联系网络的建立。因为区域和城市乃至国土级的整体生存能力，创造繁荣与强化竞争力的能力，最终提高规划对本地居民乃至他们所属的城市、区域和国家的贡献都需要广泛跨界、跨层级行动的相互依赖。战略框架的另一个作用则是调动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和讨论关于未来的想法，这是一个试图包括所有主要利益方在伙伴关系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过程。短期成本以外的长期效果和收益有赖于战略引导的作用，如何为所有游戏参与者提供机会和创造流动性也有赖于对某种尺度空间整体需求的识别；创造部门和跨界别的相互协作也远比制造冲突加大公私之间的鸿沟更能促进生产力要素的配置和作用达到更好的效果。当然规划师是理想主义导向的，其最高境界是建立一个能够多方认同并自我维持的战略愿景和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制度，并通过在非教条主义的实践中实事求是的政策连续性调整，或者是微调去趋近愿景的实现。

03 合作是建立新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战略没有错，但是整体规划的思维模式确实是我们要逐渐摒弃的。从总结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合作在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中的必要性，在规划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个人颗粒化的公共参与，在任何制度框架下这种极端个体化的公共参与其实永远是一种最低效的民主方式，规划当中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多元化的机构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清华同衡为什么一年要签那么多的战略合作协议，而且签战略合作协议对象机构的性质越来越多样化，其实跟这个认知是有关系的。当下政府内部的部门机构的协作问题并没有完善，至于政府与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志愿机构间的关系仍在艰难建构之中，但这种跨领域、跨层级、跨界别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既是达成广泛共识推进政治议程的需要；也是城市问题多层面性和复杂性以及涉及行动者的广泛性的需要；也是缓解和逐步解决城市权力集中化与具体职责和组织分散化这对天然矛盾的一种尝试，同时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在推动越来越多的分区施策、一城一策的实践。在一些事关民生的关键领域，真正有创新引领作用的突破也在挑战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大一统官僚主义乃至在话语权中的家长式作风。

合作带来的协同效应分析在改变着城乡问题处理中知识、资源和方法的建构，并日益渗透到运营、治理环节，寻求1+1>2的效果。面对复杂的地方债务，预算中的合作协同也带给合作者各自无法获得的额外资金来源；而合作者不同设想和工作方法的交流正是刺激创新的温床。学校这几年技术进步绝大部分不是单打独斗的结果，不是某一个特定部门特定领域里单打独斗的结果，其实很多是跨界实践产生的需求，并通过跨界合作的模式给出了阶段性的答案，这个工作我们还是要长期地做下去。规划中促进问题协商、协调资源、力量的平衡和优化利用，在有限资源和时间内完成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落地项目，都更加依赖伙伴关系的建立。而搭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左邻右舍之间的方法论桥梁是规划师面对的新挑战，也是走出“致命自负”的通道。

物理提升和精神复兴，对空间规划师而言，可以把各种看似琐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在这二个大聚类中找到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找到日益变革中的方法论思维，找到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的探索，节制有度的利用资源，寻求效率、质量、公平并重的发展，探索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建构，达成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互助相处。面对上述挑战，规划作为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改良运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我们如何减少有限游戏的规则，增加无限游戏的可能才是规划事业千秋永续的最根本前提，同样也是我们的复兴伟业能否永葆初心，保持进步的关键。

以上是我今天讲的内容，供大家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谢谢！

（根据尹稚教授在“2022-2023年度年终工作总结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