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原新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交汇，引发人口全要素与经济社会变革交织联动，将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需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定位在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约30年时间，也就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流动和分布呈现出新的人口机会。

规模上，人口规模巨大是首要特征

联合国人口理事会在《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中，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九个方案的人口预测，其中包括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就中国而言，高方案是指中国人从现阶段平均生育1.3个孩子，逐渐增加，2050年升至1.8个孩子。中方案是指在现阶段基础上缓慢提升生育率，2050年平均生育1.4个孩子，实现微弱的增长。低方案是指生育率在现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减少，2050年降到0.9个孩子，这是一个超低生育率的警告性方案。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低方案的中国人口约为12.2亿人，相比现在减少约14%，中方案约为13.1亿人，相比现在减少7%，高方案约为14.1亿人，相比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可以看出，不同方案在本世纪后半期（负增长远期阶段）和未来30年（负增长早期阶段）显现出的人口变动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只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如果把人口结构变化也作为考量的因素，那么不同方案间的老年人口和比例、劳动年龄人口及其比例等都将表现出巨大差距。不管怎样，即便生育率下降速度加快，未来30年，人口规模巨大依然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首要特征，中国仍然是全球人口数量达到10亿级以上的两个国家之一。所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结构上，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社会转型

中国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老年人口为1.3亿人。2054年老年人口达到峰值时，老龄化水平超过40%，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但是40%的老年人口比重并不会停止，直至2080年左右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48%以上，近半数人口为老年人口，这是中方案的预测结果。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的年龄结构变化，不能只盯着老年人口及其比重，要看全龄人口，劳动力人口、少年儿童人口都在其中，人人都在其中。

1、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但供给规模依然丰盈。从劳动力人口看，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缩减，稀缺性增大，但是供给的规模依然丰盈。2011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是攀升式增长向峰值迈进的高原期；2011年以后，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是从峰值向下行的高原期。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劳动力人口从8.9亿人减至6.5亿人，从全球看，2050年以前，我国在任何时点上的劳动力数量规模均大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之和。虽然劳动力的稀缺性在增强，但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机会依然存在，只是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出现了弱化现象。

2、人口负增长早期的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未来30年间，无论是老年人口数量还是老龄化水平都会增加一倍。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把老年人口分成60-69岁的低龄老人、70-79岁的中龄老人、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来看，会发现60-69岁的低龄老人恰恰处在快速增长期，将从1.5亿人增长到2.1亿人，呈现低龄老龄化特征。国家提出的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实施渐进式的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最有可能成为目标群体的就是低龄老年人，并且这类人群在未来30年持续增加，给中国创造了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等机会窗口期。这种机会短暂而弥足珍贵，转瞬即逝，21世纪后半叶中国将呈现高龄老龄化特征。

3、“养小”为主转向“养老”为主。2020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为2.53亿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少儿抚养比为28.3（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100，下同），老年抚养比为29.5，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养“老”的负担反超养“小”的负担，老年抚养比到2051年将增长至80左右。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从社会公共支出角度看，“养老”的人均支出数倍于“养小”的人均支出。所以，未来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长期照护、老年服务等一系列的公共支出会直线上涨，“养老”和“养小”的反转，实际上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公共支出。

质量上，人力资源大国正在转向人才资源大国

我国是人口大国，更要向人口强国迈进。人口强国既包括人力资源的强大，更要看人才资源的持续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受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从平均预期寿命看，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不足68岁，现在已经达到78岁以上。从新生儿，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联合国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可以看到，我国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健康相对较好的状态。从受教育水平看，2021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57.8%，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成人文盲人口从2.3亿减少到3800万，成人文盲率从22.8%降到2.7%。从大学受教育人口看，根据教育部统计，2021年，我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累计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同样指标在1982年时，为625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6%。短短40年间从占总人口比重不到1%增长到17%，可以说是巨大的提升。健康状况的改善，教育的突飞猛进为我国成为人才资源大国奠定了雄厚基础。

空间上，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城镇化水平攀升

中国的农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最高峰值8.8亿，随后就进入负增长通道。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不到5亿，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已经超过9亿，城镇化水平超过65%。如果按照未来的规划，203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2050年将达到75%-80%，农村人口还将净减少1.7-1.8亿人，城市人口将净增加7000万人-8000万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盘活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同时从劳动力本身来说也改善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相对封闭、要素静止的乡土中国正在向一个开放、要素不断活跃的城镇中国转型，这个转型对于我们国家二元体制，以及在二元体制之上所构建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治理体系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整个国家治理以及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都提出双向挑战。

政策上，全面转向积极生育政策措施

从政策上看，我国已经从紧缩型的生育政策走向积极生育政策或宽松型生育政策。1971年，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即晚婚晚育、拉开间隔生、少生。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年，生育政策调整为“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人二孩，少数民族更加宽松”。2002年，以吉林省为开端，各省开始陆续取消生育间隔。2013年底，二孩政策放开。2015年底，全面两孩政策放开。2021年6月，三孩政策放开。2022年10月份，在各省市自治区的积极生育政策纷纷出台的情况下，党的二十大又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政策支持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必将形成新一轮系统化、规划化的生育支持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希望能够对生育率回升产生积极作用。

结语：抓住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创造新人口红利

讨论中国人口负增长，一定要区分阶段性。未来30年的人口负增长变化是温和的，但是30年之后的人口负增长变化一定是剧烈的，而100年以后的人口负增长将会更加剧烈。这个前提是依然保持1.5的生育率或1.3的超低生育率或1以下的极低生育率。所以，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和长周期的组合绝对不容忽视，超低生育率叠加长周期那将是人类的灾难。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是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是温和的，远期阶段是剧烈的。二是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近忧较少，人口负增长的远期阶段远虑非常大。但是，我们要从现在开始着手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要有超前意识和远视目光。当前阶段，适应很重要，既然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已经常态化，就一定要先去适应，适应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寻求机会、利用机会、开发机会的过程。要客观认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转型，人口规模、结构、素质、迁移、分布变动，从来就不是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外在要素，而是内生要素和基础性要素。

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以综合型人口机会为特点，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人力资源庞大、人才资源增强、人口流动活跃、长寿机会开放、生育支持政策组合的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型、长寿型、制度型的综合型人口机会，这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但是，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一定要有合宜的经济社会决策机制的激发。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就业优先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协力下，充分挖掘并利用新人口机会，创造新人口红利，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特别是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型的红利将是非常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