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可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数字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

纵观武汉三镇的历史空间演变，发生在明朝的汉水改道无疑是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这一自然地理格局的演变对长江及汉江沿岸城镇格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汉水改道以后，由于此区域内既无各级行政建制的治所，也无军事防御堡垒的存在，汉水北岸城镇空间拓展几乎是自组织形成。

由于水运交通的重要性极为突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汉江入江口的天然地理优势，汉口商业日益繁华，以商贸流通职能为主的城镇空间拓展十分迅速，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使得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明清时期更是逐步发展为辐射全国的名镇。

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有“天下四聚”之说，“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这是对当时汉口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明代以后，两江四岸地区逐步由武昌、汉阳所形成的“双城对峙”格局演进为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空间格局。

在这一进程中，码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水陆交通优势条件的空间反映，不仅带来了本土商贸的繁荣，也吸引了西方列强对这座城市的觊觎，同时还造就了独特的城市地域文化，多少年来一直是有情怀的武汉人绕不开的话题。

码头——汉口发展肇始的动力之源

汉口的城市发展变迁，与码头的兴衰息息相关。

明末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口即成为中部地区集散商货的著名码头，至鸦片战争前，汉水北岸即有“二十里长街八码头”，长江流域各省来汉进行贸易的商船，均有停泊的码头，至清朝咸丰末年，汉口自硚口至江汉关共形成了大小码头60余座。

按照商贸类别划分，汉口素有盐、粮食、油、茶、药材、广货、棉花、纸等“八大行”之说，行行都是大宗买卖。

在水运交通的带动下，汉口的商业发展势头迅猛，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口就被定为湖广诸省漕粮交兑和楚商行盐总口岸，至清末，从硚口到集家嘴分布有石码头、煤码头、菜码头、鱼码头、水果码头等各种专类码头，其中，最为出名的有流通巷、大新、萧家巷、沈家庙等码头，许多沿用至今的地名是这座城市特别的记忆符号，从另一个侧面记载着城市历史的变迁。

在码头的带动下，至清朝末年，汉江入江口地区南北两岸已形成了各类专业商贸市场，据清末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在《中国中部事情：汉口》中的记载，位于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打扣巷河街一带形成油市场，常年停靠船舶150多艘；位于汉阳沈家嘴地域的米市场，在此地有20多家商务交易所，根据季节不同，常年停靠200余艘米船来往于此地与湖南之间；位于集家嘴一带，与米市场相对的薪碳市场，常年停船100余艘；而位于汉水上游杨家河的杂粮市场，聚集有20多个杂粮行，通过水运集散成为江汉平原乃至长江流域重要的杂粮贸易中心。

水运区位条件造就了汉口的码头聚集发展，而码头及其配套空间的逐步完善又推动了汉口商贸物流和加工业空间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对长江流域经济腹地发展产生巨大的带动作用。

清朝乾隆年间的户部侍郎晏斯盛在《皇朝经世文编》中有所记载：“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可见，当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所带来的显著影响。

会馆——“打码头”的主要载体

“打码头”原意指封建帮会为争夺码头的火并争斗，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一部分，从中可见在汉口谋生的不易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也表现出武汉人性格中坚毅强悍的一面。

说到“打码头”，不得不提到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宝庆码头。这个码头紧邻汉正街，宝庆会馆一带湖南人居多，至今都流传有“宝狗子”的外号，如今街坊中有好多人还说湖南话，保持着一定的乡土情结。据载，宝庆府商人与徽商的汉口码头之争持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曾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打码头”事件。

从“打码头”的历史成因来看，清朝中叶后，汉口市场日趋繁荣，不同于武昌和汉阳，汉口地区市民组成的多元化特征十分明显，周边各省来汉口的商人在长期的贸易中逐渐定居汉口。

由于码头是各地来汉船只上岸的重要接驳点，码头及其陆地关联区域也是各地巨贾、商民和挑夫从事贸易、交往和谋生的空间载体，其活动范围和市场腹地是其赖以生存的关键。

因此，对码头及其附属空间的争夺占有贯穿于汉口沿江地区特别是汉正街地区空间发展的全过程。大批外省商贾为谋求发展和维护共同利益，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同乡会、行帮会随之出现。打工者势必以原籍和行业关系抱团成伙，形成各自的帮会，谋求共同利益。

这些帮会按地区划分，较著名的有湖北帮、湖南帮、汉口帮、江苏帮、江西帮等，这些商帮又形成各自的会馆和公所，比较有名的就要数宝庆会馆、山陕会馆、绍兴会馆、浙江会馆等。

由于各个码头被行帮及封建把头占领，来汉贸易的商船货物按传统的码头停靠，直接关系到商业竞争，与商户的生存利益攸关，因此码头地区帮派林立，界限分明。

“打码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口市井的繁华和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武汉人以开放、包容、灵变、趋新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个性。而会馆作为社会组织和空间组织的核心，扮演着文化与功能的双重核心角色。

码头促进汉口商业脉络形成

为了抱团取暖，各地帮会团体大多推举殷实乡绅主持修建会馆。在会馆聚集地的背街面，沿汉正街形成了大量的庙宇和宗祠，较著名的有天府庙、清净观、武圣庙、老官庙等。

这些宗教和宗族祭祀场所与码头遥相呼应，其间分布着各地商业人群聚居地。比如，大水巷附近聚居的湖南人，由于自成体系的帮会管理体制以及地方宗族血缘关系的带动，至抗战前夕，宝庆码头区域内人口已近5万，比当时他们老家新化县城的人口还多。

各地帮会不但界定了各自势力范围，同时为了维系地域商帮的共同利益，帮会组织还承担起相当程度的社会职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消防组织的建立。帮会经常捐赠土地作为火路、火道，用于防止大火蔓延，并供消防队员进入和居民逃离；同时，在维护消防设施方面，帮会既是社区赞助人，又是社区与地方官府之间的媒介。

据记载，由汉口的行会直接组建并提供经费的行会有数十个，其中，徽州公馆与山陕会馆的水会规模都多达40余人，行会组织在消防活动中的积极作为又进一步维护并推动了码头地区的商业社会效益。

历时百年，会馆与码头之间各类商业设施建造成片，城市肌理得以形成。由会馆向码头垂江发展的这种城市空间生长形式，对汉口内部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汉口沿江从硚口至江汉关一带老城空间格局的基础。

如今，随着城市发展和功能的外迁，现代建筑的鳞次栉比与老建筑的颓败斑驳同生共存，然而，穿行在蜿蜒的历史街巷，拥挤的建筑和物尽其用的生活空间，零星的作坊和仓储空间的遗存，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当年码头区繁盛的商业景象。

对码头文脉传承的思考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地理区位条件从基因上造就的武汉市民的性格特质，都体现在“码头”精神特质中，既有当仁不让，不服周，追求卓越的冲劲；又不乏扬长避短，耿直豪爽，随性实在，不吃眼前亏的精明，直至今日，“烟火气”和市井文化仍是武汉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

彰显城市特色，需要从历史根源挖掘文化内涵，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传统、历史积淀、文脉记忆，承载着一定的教化功能，对提升人民群众对生存空间的认同感具有积极作用，应因地制宜地深度挖掘文化之“根”，善于转化现实发展需求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之间的矛盾。

随着旧城更新的不断推进，面对日渐消失的以码头带动的沿江城市空间格局，一方面，应构建地名体系、人文地标系统相结合的城市更新体系，不断恢复和延续人文内涵，以增强居民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另一方面，在旧城更新的推进过程中，应加强对传统码头区城镇空间自组织肌理的研究，从空间尺度、交通流线组织和人文社会心理等多角度学习借鉴传统空间组织模式中的精华，为未来武汉城市空间特色的彰显赋予地域化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