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作为2024年重点工作之一进行部署后，去年12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关举措。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投资空间，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提振内需

我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潜力巨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2年的一项研究，预计到2025年和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8%和72%，未来10年人均最终消费、人均资本形成将分别保持3.6%和3.7%的年均实际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侯永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将不断提高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同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互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漆云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提振内需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居民增多，尤其是新生代农民的市民化，将带动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娱乐等消费需求的全面增长，显著提升消费规模。

“2022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646万，按城乡人均消费支出差额计算，直接带来889亿元的消费增量。不仅如此，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扩容提出新要求，拉动从房地产、交通、管廊、医疗到新能源车配置、5G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构筑扩大消费的基础。”漆云兰说。

目前，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区别依然较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17.5个百分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琪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在推动常住人口市民化方面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是未来激发内需潜力的重要领域。

“我国许多县城的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尚不足、质量尚不高，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承载能力较弱，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县城打造成为人口和服务的集聚地，将更好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这有利于激发县城的消费和投资潜力。”魏琪嘉认为，对照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我国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并且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50%。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牢牢抓住城镇化动力依然较强的“窗口期”，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将能够更好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巩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国家中心城市、省级副中心城市集聚能力进一步提升，投资必然会向优势区域集中。都市圈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以及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投资也将大幅度增加。此外，城市将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素质和增强就业竞争力为导向，加大公共财政对劳动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等与农业转移人口紧密相关的就业服务投资。随着人民群众对城市就业环境、生活条件、空间品质有了更高的需求，新型城镇化将重点解决城市空间蔓延增长、环境质量下降、道路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绿色宜居和智慧人文建设不足等问题。

释放潜力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如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魏琪嘉认为，从产业视角看，要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在做强做优县城特色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激发内需动能。要结合本地产业发展比较优势，统筹内部产业培育与外部产业转移，积极培育县城特色优势产业，形成符合本地发展实际的县城产业发展路径，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业，不断提升县城产业支撑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增强县城中心功能，更好满足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和县城居民生产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在提供优质产品更好满足农村转移人口需求的过程中释放内需潜力。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出台落地各项住房保障支持政策，让更多新市民和青年人租得起、住得好。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新市民出行需要。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对新品消费的引导支持力度，更好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

漆云兰认为，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是，根据进城农民工的需求，强化基本公共服务，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城镇对新增城镇人口的承载能力，同时，加快调整相关政策，提高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例如，如何合理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使进城农民工收益不受损失；建立和完善针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教育体制，提升专业技能和就业质量，拓展增收渠道，稳定收入水平等。

刘立峰建议，要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市民化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增强转移人口进城意愿和能力，提高地方政府接纳转移人口积极性；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长；加大产业和设施投资力度，增强供给适应消费需求能力；促进产城融合互动，拓展投资和消费的新空间；实现城乡融合联动发展，积极推动资本要素下乡。

“依赖空间扩张和债务支撑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已难以为继，必须不断完善投融资体制与机制，激活多元投资主体，创新投融资工具，切实用好公共资源，形成投资、建设、运营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新局面，为城镇化投资的未来增长开辟新的途径。”刘立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