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正渐渐步入乡土变故土、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

◇“城乡中国”需特别关注“留守的农村老人”和“进城的新市民”两个重要过渡性群体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游客在江西婺源石门村游玩（2024 年 7 月 3 日摄）杜潇逸摄 / 本刊

“有些村60%的人都进城了。”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委书记罗卫国这样感慨。罗卫国的感受，不仅反映了个别农村的现状，更映射出我国农村整体的变迁。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八个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当前部分乡村“空心化”现象较为突出，受访专家表示，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镇到大城市人口梯级流动将长期存在，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时代。

如此背景下，两类“过渡性群体”的状况尤其值得关注，一类是选择回归乡村终老的“农一代”，一类是离土又离乡的“农二代”和“农三代”。

如何确保留守的农村老人和进城的新市民稳得住、兜得牢，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

城乡关系大变迁

33岁的郭玉强来自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河桥镇洪山村，16岁在南京等城市打工，现在在集镇上做面点生意，2008年从集镇上买地皮自建了一栋三层楼房，平时工作生活居住在集镇，两个儿子在镇中心上小学。为了小孩上学，2021年他又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房产，准备今年下学期将大儿子转到县城上学。

有着类似经历的农民不在少数。统计显示，2023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比2012年末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有预测认为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4.4%。

一边是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另一边是乡村空心化。据统计，2007～2018年，行政村平均每年减少4000多个。

“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都有村庄消失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说，无论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还是从现代化经验来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而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等研究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学者看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聚集、从城市外围向中心城区集中的转移是主要趋势，人口“梯级流动”将长期存在。

究其原因，一是乡村产业基础弱，吸引力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2020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是69.4%，工资性收入中相当一部分是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收入。

受访“三农”工作者认为，农民收入以城市务工为主以及乡村“空心化”的背后，是部分乡村不具备产业振兴条件，“人随业走”进城务工仍是广大农民的增收之路。

二是“农二代”“农三代”缺乏基本农业技能，返乡不再是保底选择。“过去，按‘农一代’的经验，在农村留‘三块地’，城里生活情况不好，可以回村种地，现在许多‘农二代’‘农三代’不会种地了，三块地难以保障生活。”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尹稚说，这也使多数“农二代”“农三代”对土地的情感联系不强。

三是城镇能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农二代”进城入镇已不同于其父辈仅为了获取收入，更是为了子女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在县城甚至设区市购房的情形在“农二代”中较为普遍。他们长期扎根城镇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大城市生活成本走高，出现“回流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大城市人口向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回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罗小龙认为，“回流城镇化”原因在于沿海地区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在本地产生更多就业岗位。但回流空间并非回到乡村，更多返回到县域。

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已发生重大变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以地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正渐渐步入乡土变故土、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阶段。

要格外关注乡村留守老人

受访专家表示，在“城乡中国”发展阶段，需特别关注两个重要的过渡性群体。

一是乡村的留守老年人。在记者走访的乡村中，常住农村的多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年轻时多数去城里打过工，年老力衰后，选择回村终老，因养老医疗保障水平低、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缺乏保障，患病致贫风险高。

“到了60岁，城里招工没人要，农村老人进城打工的机会很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一些进不了城的老年农民留守乡村，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他们还能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晚年生活需要格外受到关注。

4月的一个晚上，记者走进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宁化村75岁的村民康秀珍家里，她和老伴儿正黑着灯在家看电视，客厅的一些家具是她从外面捡回来的。“看电视主要是听个声响，基本每天都是天亮等天黑，天黑等天亮。”康秀珍说，她育有一儿一女，老两口主要靠每个月500多元养老金过日子。

记者走访调研时，类似康秀珍这样的独居老人并不鲜见。当前乡村的年轻人进城入镇后普遍背负房贷，少数留守乡村的空巢老人得不到照料，平时还要省吃俭用贴补儿女。

此外，人情负担、医疗费用等方面的负担也不容忽视。

“少数村民不愿交一年370元的医保，个别65岁以上的老人得大病选择放弃治疗。”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广生村党总支书记韩大春说，该村原来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全面脱贫后，生活水平已大为改善，“即便大家手里有点积蓄，也算不上宽裕，一旦生病则面临返贫风险”。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另一类是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农二代”“农三代”。

刘守英表示，不同于“农一代”，“农二代”不回村、不返农，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收入的70%在城市消费。“农三代”大多城里生城里长，基本断绝了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47亿农业户籍人口，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实现市民化，难以享受均等化城市公共服务。

部分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但落户仍有难度。陆铭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已基本实现自由落户，但在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一些大城市，仍然存在一些对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差别化待遇。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制度以积分落户为主，主要包括社保缴纳年限、实际居住年限以及教育水平等，而教育水平的限制会加大学历不高的农民工群体落户难度。

优质教育资源不易获得。近年来，各地政府在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上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但学位数量限制了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上学。在升学上，跨省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和参加高考仍然困难。

“现在学籍管得严，去外省只能借读，高考还得回来。”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大南坡村年轻干部赵旭说，周边一些亲戚常年在外面大城市打工，将小孩送到寄宿学校，学习容易跟不上。

低收入者购房仍难。“收入不高，买不起房。”27岁的王奕曹来自江苏南通海门乡下，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做销售，当时每月房租2000多元。他原打算努力打拼留在大城市，但过高的房价让他心生退意，3年前选择回到苏南一家工厂上班。

“进城的低收入群体买商品房不太容易。”尹稚说，随着制造业的转型，此前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者，已大量转向从事城市生活服务业，需长期居住在城市，他们的居住需求有待住房新模式解决。

为两大群体提供更多关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相关改革措施，如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将有效解决两大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

其中，“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推动城市权利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稳得住；“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有助于为终老乡村的老年人兜牢民生保障网，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受访专家和干部认为，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和具体举措，各部门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应采取相关措施，加快政策举措推进落实，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两大过渡性群体提供更多支持。

“自助+他助”提升乡村老年人保障水平。刘守英、贺雪峰等认为，应积极开发乡村留守老人的人力资源，把老年人自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养老。推动乡村老年人参与农业技术服务项目、社区服务，建立老年人协会等社会组织，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

此外，可以进一步完善乡村老人助餐补贴制度，针对独居、高龄、失能失智、失独等特殊困难的乡村老年群体，提供精准化的助餐优待等。

加快推进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认为，当“农二代”获得居住权，“农三代”获得受教育权，他们的家庭便能在城市中稳定下来。

陆铭建议，一线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以实现人口无障碍流动为目标，争取将户籍登记制度转变成居民常住地身份登记制度，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配置，适应人口增长趋势。比如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再如在人口净流入城市，加大教育、医疗等投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以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参与采写：郑生竹 李凌娅 姚湜 许晋豫 张浩然 闵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