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4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9月7-9日在合肥召开。期间，由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联合承办的“县域发展如何回应青年诉求”学术对话于9月9日成功举行。本次对话延续2023年会“县域城镇化：挑战与未来”主题，并进一步聚焦“县域×青年”，邀请了来自政学研企等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与青年代表，开启一场深度交流，探讨如何运用规划引导、机制创新、政策供给等手段，破解青年群体“由城到县入乡”的流动性困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在人、地、钱等各类要素中，“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流向，对于县域城乡发展态势起到关键性作用。如何让县域发展更好地回应青年诉求、发挥青年力量，值得深入探讨。

本次学术对话由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原院长刘亭研究员主持，邀请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委员、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陈前虎教授，学会常务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教授，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宋维尔，青来集乡村青年人才社区主理人、浙江省绿茵里城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正希，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孙新华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田雄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梦洁讲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申明锐副教授等嘉宾进行分享与交流。

主持人：刘亭  研究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特邀委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原院长

刘亭研究员担任本次对话的主持人，由县域城镇化、城乡融合等宏观趋势背景引入话题，引导对“县城发展”和“青年诉求”关系的深层次思考：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回“老家”吗？推动青年入县发展存在哪些难点？如何重塑县域城乡价值，让青年“引得进、留得住、有前景”？

主旨发言

张京祥  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京祥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竞争力、可持续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城镇化演进带来了人口流动、经济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不仅在江浙地带，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青年回流县城的现象。策划本次对话的背后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融合多领域视角，邀请到来自国内不同地区，城市规划以及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专家学者，以及运营主理人、村支书等一线实践者，从不同视角阐述观点。二是关注复杂性和深度思考，青年回流县城的动因非常复杂，县域发展如何把握趋势、抓住机遇、拥抱青年，需要深入探讨。三是采用自由对话“沙龙”形式，通过“青年分享”“与青年对话”环节设置，聆听、回应青年的真实需求，激发嘉宾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的观点碰撞。

圆桌讨论1：青年分享

申明锐：网络上的县城感VS现实中的青年人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申明锐副教授聚焦青年县城化在网络和现实中的反差，以辩证的视角开启“青年分享”。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县城感”，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象征“松弛感”、“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文化符号，代表着理想当中的栖息地、记忆中的家乡、现实中的避风港；另一方面，现实中的年轻人更为理性客观，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群体既受到返乡情感和理性选择的共同驱动，也不可避免面临着回县后与大城市的差距带来的忧虑，“体制内就业”“多样性匮乏”现象较为普遍。为此，有关政府需要从青年真实需求出发，通过返乡政策、消费刺激等方式，更为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一现实问题。

孙新华：青年群体县域就业的空间与支撑——以青年职业农民为例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孙新华副教授基于中西部地区调研，分享了对青年回县返乡的两点思考。一方面，中西部县域由于缺乏必要的产业经济支撑，青年发展空间总体受限，与东部地区相比差异显著。盲目或缺乏整体性把控的政策，对青年群体可能反而是不利的政策，为此，面上政策出台要适度谨慎，符合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农业领域正在经历代际更替的过程，点上突破具有可行性。调研中也发现了成功案例，通过村集体土地统一流转、统一规划，建立“老中青”差异互补、合作共赢机制，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有序更替。政策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土地、资金、市场等基础性支撑，为青年“新农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有利环境。

周正希：他们为什么来？

青来集乡村青年人才社区主理人，浙江省绿茵里城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正希作为安吉余村的乡村运营主理人，从市场主体视角解读青年入乡背后的动因。在当地，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来？”在她看来，余村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固然有优势，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机制设计、平台搭建和营商环境优化，营造出“有伙伴、有事业、有场景”的创业氛围。同时，通过闲置资源盘活和乡村有机更新，提供了一种亦城亦乡的全新生活方式；在这里，乡村和城市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城与乡真正融为一体的理想状态。“青来万物生”，周正希认为，青年入乡发展很难通过“静态规划”完整落地，而是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渐进的方式、碰撞的思维去探索实现。

田雄：县域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与基础教育的多重困境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田雄副教授分享了另一则关于宁夏吴忠市弘德村的青年返乡故事，同样努力，但面临更多的困惑和迷茫。基于江苏如皋市、广西环江县、宁夏红寺堡区等地调研观察与对比分析，田雄认为，受区位条件、产业机会、政治生态等影响，中西部地区青年人口大量流失，县域发展面临诸多障碍且缺乏内生动力。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乡村基础教育质量不高，尤其是和“县中衰败”密切关联，导致青壮年人口流失。典型现象是农业越发达的县城，青少年人口流失越严重，进一步导致县域基础教育越弱。例如，陕西某农业县有70%的中小学生在县外读书。而县域基础教育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和青年人才短缺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如何摆脱困局、弥合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值得深思。

张梦洁：县域人口就地城镇化的来路与归处

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张梦洁认为，前面谈到的问题在中部地区具有共通性，但也要看到希望。例如黄冈市，作为湖北省农业人口第一大市，具有“小县城，大农村”的山区县空间特征，是湖北省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节点。蒸汽眼罩、艾灸贴等本地产品的悄然兴起，体现了其背后的菊花、艾草等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市场化过程，以及近年来青年人口回流创业的新趋势。结合黄冈的发展经验探索，针对中部地区的县城，建议基于根植性产业，鼓励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传统制造业逐渐向服务业扩散，以此吸引不同类型的青年就业人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推广数字经济垂直化应用、特色产业链条前后端延伸等不同模式。

圆桌讨论2：与青年对话

宋维尔：“浙江实践”不可复制吗？——对青年入乡的底层逻辑思考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浙江省未来社区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与青年对话”环节，宋维尔副所长针对“浙江实践可否复制”这一争议点，作引导性发言。基于长期跟踪研究，他总结出适用于都市区县域青年入乡的“1+3”底层逻辑。“1”即“渐进式入乡”模式，以开放姿态拥抱各种“含乡量”青年，例如长期驻村的“合伙人”、项目制合作的“共创伙伴”、短期驻留的“数字游民”等等，入乡创业不再是“孤注一掷”，而是城乡间可自由流动的“第一站”。“3”即“尊重、理解、成就”三个关键词。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奋斗，但不愿意艰苦奋斗。“平等尊重”为青年消除顾虑，“社群化生态”让青年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让青年获得成就感。至于能否复制？就如同有些人一开始不相信国内能有“黑悟空”一样，不尝试肯定为零，用心尝试说不定会有惊喜。

汪玉成：“千万工程”的余村实践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与“青年分享”环节相呼应，余村的汪玉成书记，从基层治理视角分享了对青年入乡工作的思考。在他看来，青年入乡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换位思考”的政策导向。在安吉县打造乡村创业首选地的部署指引下，他们坚信“青年需要什么就回应什么”，镇党委班子会议从晚上7点头脑风暴到凌晨4点，于是有了“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后来应在村青年需求，又有了“余村夜话”。二是“抱团发展”的共富机制。余村的青年入乡工作并不局限于余村本身，而是联动三个乡镇24个村的“大余村”范围，统筹各类资源、规划、招商与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希望以“共富联盟”带动更多乡村，构建更大的青年乡创和产业协作网络。

陈前虎：我眼中的“乡里乡青”——关于浙江省青年乡创的调查与思考

学会理事、乡村规划与建设分会委员，浙江工业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陈前虎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透过“生产力三要素”来解读浙江青年乡创的新变化。他认为，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加速向大城市聚集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不意味着人口外流就没有希望，因地制宜配置资源是共同富裕的基础。陈教授指出，劳动资料水平是影响地区对青年人吸引力的根本因素。基于对浙江青年乡创的调查，总结出“乡村后台办公”“小镇研发中心”“乡贤赋能乡建”三种模式，并通过案例分析解读背后的理论逻辑，提出要以软硬公共产品以及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公共产品的持续优化，推动县域青年人才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李志刚：两头不到岸？“县漂”城镇化思考

学会常务理事、国外城市规划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李志刚教授聚焦“县漂”群体，通过对广州大塘村、武汉汉正街等打工人群回流湖北县域的跟踪调研，分析其正负面影响。正面效应来看，“县漂”群体回流推动了县域制造业兴起、新技术应用以及产业集群化发展，有效加快了“在地城镇化”进程。负面效应来看，回流地可能承接了相对低端或污染型产业，成为大都市圈核心地区城市化发展“成本转嫁”的边缘地区，还表现为回流企业对原流出地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可能的土地违规、粗放利用等风险。李教授认为，受不同尺度时空交汇的多种力量影响，“县漂”群体具有不稳定性，存在多次回流以及在城乡间动态变化的可能性，中西部县域亟待走出一条“城乡之间”更加美好的新路，呼吁进一步探索“县漂”现象。

张京祥：青年“县域城镇化”到底图个啥？

学会常务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张京祥教授结合各位嘉宾的发言，进一步分享三个观点。第一，要尊重县域青年的多元性，青年回到县城的动因是多样的，不管是创业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诉求都应该被聆听、被尊重。第二，县域城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县城的综合性价比，相比于大城市和乡村，县城在生活成本、收入水平、生活节奏等方面具有综合性价比，有条件进一步升级为综合品质优势，因此，县城公共服务不应只是“低配版”。第三，提升政府的治理水平是县城吸引年轻人的关键因素，如何破解“县城婆罗门”的问题？只有平衡好熟人社会与规则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提升县城生活的温度、舒适度和幸福度。

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教授级高工

李晓江院长从长期趋势和国家整体视角，对本次对话内容谈了三点深化意见。

首先，要关注人的差异，不同经济地位、社会角色、生存能力，选择偏好的县域青年需求各异，单身或家庭生活人群诉求也显然不同，只关注某类群体是片面的。第二，要关注县的差异，按照区位、地理、人口密度等不变量/慢变量可将全国的县域分为“大都市周边县、人口高密度平原县、人口低密度平原县、人口高密度山区县、人口低密度山区县、生态严苛地区县”六种类型，应当根据县的类型和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路径。第三，从近/中/远不同尺度认识县域。短期看政策，当前国家政策有利，但要避免“运动式”造成的不可持续以及资源浪费；中期看制度，没有税收财政金融土地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城乡二元关系就不会改变，年轻人回到县域就只能被迫“艰苦奋斗”；长远看文化，我们要关注人口流动背后的地域文化，关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的深层次原因，关注青年在县域的多样化发展空间。同时要关注，不要让乡村振兴变成一种新的“寡头经济”。

在嘉宾之间的观点碰撞、观众与嘉宾之间的交流互动下，“县域青年发展”议题不断深化延展，价值探讨开放而多元，学术对话氛围持续升温。

会议最后，刘亭研究员强调，把握“差异化需求”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市场化配置”和“制度型开放”。正如同对话中讨论的，我们往往更关注成功案例或是突出问题，但事实上一县一乡、千家万户各有不同，在大千世界中要关注区域和人群的差异性，从而更有效地认清现实找到对策。此外，“莫让浮云遮望眼”，当下的条件不意味着今后的出路，“有为政府”之下，市场化运作是普世的解决方案。也只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实现乡村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县域经济的创新性发展，青年回到县城才有出路。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市场化意识，确保政策供给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并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优化，营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青年成长的明天、县域发展的未来。

供稿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整理，已经专家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