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解决城市病的思路是错的

要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圈一体化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家需要知道，全球的大都市圈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尤其是日本，日本的全国人口已经开始萎缩了，但是东京圈的人口仍然在增长。纽约市目前800万的人口，未来预测还要增长100万，新加坡是550万人口，未来可能要增长到700万。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即便我们现在思考京津冀一体化，认为大城市功能要疏解，但恐怕不是去扭转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人口增长，无非就是增长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还要进一步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的人口要减少，这可能吗？

北京已经出现严重的城市病，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出现城市病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把疏散产业和人口作为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现在讨论京津冀一体化和大城市病的治理时谈得比较少的问题。对此，我谈几个观点。

第一，城市病的发展趋势和人口增长并无必然联系。在美国，大城市相对小城市来讲居民出行的距离要长一点，但是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人口的扩张，美国大城市的交通状况并没有明显地比中小城市恶化，这是为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当人口在不断向城市周边扩张的过程当中，它的就业也是同时疏散的，也就是说住在大城市相对郊区位置的居民，并不一定要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去就业。而中国大城市很大的问题在于就业没有与居住同步疏散，北京这个问题特别的明显，人是住出去了，但是就业还大量集中在市中心，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是跟公共服务有关。美国的本地公共服务（以教育为主）的筹资财政体制里面有相当一大块物业税。一个社区如果房子比较贵，通过物业税的征收就可以把这一部分资源用于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中国大城市的以教育为代表的本地公共服务中，筹资是依赖于区级财政，结果虽然人往外迁了，但优质资源仍然集中在市中心，在中国大城市出现一个特别明显的情况是，家长开车长途送小孩上学。我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由家长开车送小孩上学的行为增加北京的城市拥堵（相当于交通拥堵指数均值的20%~30%）和环境污染（相当于PM10浓度均值的16%）。这就是一个管理和制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由人多导致的结果。

再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道路规划。最近世界银行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内部道路的密度（每单位面积上的十字路口的数量）远远低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纽约、伦敦和东京。我们在城市发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北京比上海更严重，就是要追求马路的宽。在同样的道路面积上，马路宽了以后数量必然是少了，结果就忽视了城市交通里小马路的作用。第一，很多小马路有毛细血管的功能，可以疏散交通拥堵，而大马路一堵以后全城堵。第二，城市的马路一宽以后，沿街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因为大家都是开车出行，街道上人流少了，服务业的沿街发展就受局限，进一步导致了人们生活半径的增加。中国城市相对来说比国外的城市失败一点，但是上海和北京相比较，上海人的生活半径要比北京短得多。这就进一步减少人的出行需求，反而减少这个城市的交通压力。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北京的人口比上海多，北京的地铁长度没有上海长，但是北京每天地铁运输的人数超过上海200万。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我是想说明，我们的城市规划和道路、产业、居民出行需求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是导致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不只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多少造成的。

如果这个思维不转过来，我们总是想疏散人口，结果最后就是公共服务没有动，而人的居住已经被疏散了。人出去了，就业还在市中心，生活的需求还在市中心，结果是加剧城市病。我最近常讲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按照政府的预测人口来的，这就导致了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当中，大城市总是出现实际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若干年前预测的人口增长。当我们出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求矛盾的时候，总是讲人太多了。我们从来不检讨是不是当初的人口预测出了大问题。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进一步又想，未来人不要增长那么多。结果怎样呢？在上海的一些郊区，区一级政府搞糊涂了，地下的管线、基础设施按照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来建设是合理的？如果不充分预计到市场规律下的人口增长，盲目控制人口，就会减缓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如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实际的人口增长却是按照市场规律来的，我们今天的发展方式，是会进一步加剧十年以后中国的城市病。到时候，我们又再来说人口太多了，而不检讨今天决策的失误。这是我非常担心的问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