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支撑了中国的城市化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启动城市化一定要采用土地财政？事实上，不是说不想采用别的财政模式，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其他国家的条件。在传统中国历史上，信用制度并没大规模建立起来，只有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熟人才可以借钱。

近代中国有一次机会，可以直接从土地私有制度发展现代化，这也是其他欧洲国家发展的起点。上海隐藏着中国城市化的缩影，之前举例的上海租界和华界就是两个城市。后来，非租界的华人居住区也开始学习租界，对土地评估征税，上海成了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1911年上海一百万人口都不到，到1936年上海大概有540多万人口。随后，中国其他城市也开始学习上海的这种发展模式。

但抗日战争打断了这种良好的进程，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计划经济，土地不能交易，中国的城市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靠工农业剪刀差的积累，把农业省下的钱都投到工业上，到了80年代的时候还用几十年前外国人修建的基础设施。所以，这一块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欠账累累。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在于：中国虽然个人没有财产，但土地是公有的。因此，中国启动城市化就可以放弃低效的内部原始积累模式，用土地信用为基础来积累原始投资。

实际上，中国的土地成为一种特殊的货币，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一下变强了，土地财政开始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之快、之巨，超过了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

同时，土地财政也加速了产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在中国税收这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品价格这么便宜，具有全球竞争力？就是因为补贴，不是中央政府补贴，而是地方政府拿土地补贴。

美国从建国至1862年近百年间，在将近九十几年的时间，都是直接没收印第安人的土地。当时联邦法律规定，创始十三州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公共土地收入和关税，构成了联邦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反观中国，2012年，中国国税收入11万亿，如果达到当年美国同样的48%比重，土地相关收入就应该相当于5万亿，而实际上，2012年中国“土地财政”的总收入只有不到2.7万亿。换句话说，当年美国直接没收的土地，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征地拆迁拿的地，只是美国政府付出的是零成本，而中国政府要将土地拍卖款中的60%左右用作拆迁补偿款。

和其他的税收财政效率相比，土地财政的效率要高得多。任何公共服务的改进，都会外溢到土地上。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政府无需经由曲折的税收，就可以直接从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中国土地价格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把七十年的土地收益折现到今年，不要觉得政府收钱多，我们管七十年，人家管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都不能再加税，所以折现的钱一定要多。换句话说，相对于“征税”的方式，通过“出售土地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融资，甚至还可以为有持续税收的项目融资。

土地不是财政不是收入，对地方政府来讲是融资。在资产负债表上，税收属于收益，但地价款属于负债。所以，土地这一方面就和美国发行市政债没有两样，只不过我们是股票，假设跌了你也跟着跌；而债券有固定的利率和回报。

如果把城市的地价看作股票，就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很反常的现象就是股市很差，整个经济没有融资，但经济高速发展，全世界不可想象。经济发展起来要有强大的金融做支持，所以大家觉得股市低迷等现象很反常。其实，中国股市不低迷，因为我们的土地市场是另外一种股市，土地市场的融资效率高于股票市场的融资效率，所以大家的钱都跑到土地市场融资了，很多大企业进入房地产都是拿它来融资的。中国房地产的本质就是融资，中国住宅的本质就是资本品，除了居住，还可以分红。这个要承认，否则土地财政怎么说都是很没道理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中国的房价和外国的房价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的房价包含了公共服务，而美国买了房子之后，还要每年交房产税来购买公共服务，就是等于三十几年之后把房子再重新买一遍。中国的房价中包含了70年的公共服务，应该更贵。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遥遥领先，因为它有大量资本的输入。刘易斯曾把全球城市化高速发展和低速发展的城市做了对比，发现所有高速发展的城市都是负债的，找别的国家借钱，以30%为界，低于30%都是把钱借给发达国家，发展快的国家缺钱，发展慢的国家钱多，都是这样的规律。中国采用了土地财政模式后，城市化高速发展，不但不缺钱还借给人家钱，依托这种模式，不但中国的产品横扫全球，中国产品更经常性遭遇反倾销。以往，反倾销是对付其他更发达国家的经济工具，现在却被用来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产品背后高效的融资模式。

利用土地财政，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通胀的发生就是货币因素，货币多了就贬值，物价就上涨了。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M2才开始超过GDP，以前都是低于GDP，到了2012年，M2的余额达到了97.42万亿，与GDP的比值达到了190%。与之相对的，我们却看到中国几次通货膨胀都发生在1996年之前，1996年之后经济长期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为什么？是因为之后有了更吸钱的东西，把货币都吸走了。具体而言，1998年开始房改后，“城市股票”正式“上市流通”，货币需求急速扩大；2003年房地产行业被定位为支柱产业后，房价一路上升，高涨的房价在吸收巨量的货币。

由于我们在内部找到了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因此中国不需要殖民地、不需要去抢人家的资源，土地财政这个中国特色道路使我们和平崛起成为了内置选项。此外，在开放条件下，贸易和投资的交易双方好处不对称，利弊得失取决双方资本实力，推动全球化最有力的是资本最雄厚，而“土地财政”使得中国的资本实力力抗发达国家，确保了中国经济成为开放和全球化获利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