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代表农业文明的庞大古建，在一个被定为工业重镇的现代城市中，被席卷而来的工业文明大潮割裂，成为城市孤岛。它们重新寻求融合的故事，不仅包含了情感、技术，更包含了中国人对现代城市的觉悟、理解和对自己城市面貌的找寻。

工业文明下的城墙威胁

1953年初春，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周干峙，接到了一项重要又颇有些陌生的任务。当时新中国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正在酝酿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00多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一汽制造厂、三门峡水电站等在日后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工程，每项都体量巨大，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城市。为了迎接大规模建设，195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并派遣专家团队去各地指导项目的选址落地——这是中国的城市面貌即将大变的信号。

作为刚进入建工部的年轻人，周干峙随同中财委组织的专家团队被一架专机送到了西安。100多个项目除了布局东北外，还确定了8个中西部城市作为建设重点，西安就是其中之一。在同行的队伍中，除了建工部领导、建设界前辈，还有一位苏联规划专家亚历山大·穆欣。在苏联传递的经济建设经验里，现代城市规划非常重要。它最原始的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土地的重新确定功能和利用，保障城市的资本积累。但对那些建城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规划则要负担双重目的——不仅要促进资本的发展，还要处理好城市中新旧文明的关系。当时中国大部分地方都缺乏对工业城市的理解，更没有处理城市转型的经验和人才，必须倚靠中央提供智力支持。周干峙一行来西安，就是为这些新的工业项目选厂址，并帮助它编制第一轮总体规划。

1997年，摄影师胡武功拍摄的爬城墙的孩子

历史上，每个地方被工业浪潮席卷时，都会引起极大的新旧冲突。一个突出表征就是代表旧文明的古老城墙与新一轮城市建设的矛盾——城墙代表防御和围合，与要求开放和向外发展的资本，天然地站在时代的对立位置上。按时间不同，世界各国对矛盾的破解之道也各有不同。“一开始，古老建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是直接的，于是处理手法也非常直接，拆城墙是最直接的选择。”西安市规划委员会前副主任、前总规划师韩骥对本刊记者说。

19世纪，工业革命最早崛起的欧洲兴起了拆城墙热，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维也纳，这也是欧洲第一个拆除城墙的首都。为了缝合老城内外，带动供水、煤气照明、排水等市政系统以及公共医院的发展，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拆除了维也纳老城的城墙。“但是他拆得很智慧，拆城墙后修了条环城大道，把所有维也纳的公用建筑都沿着环路建设了，其中就有金色大厅。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拆了城墙不挨骂的执政者。”韩骥说。此后，欧洲的其他名城都开始用拆除城墙的方式来迎接新时代。波恩、慕尼黑、明斯特等城市都在交通压力下相继拆除了墙体，迄今只剩余一两座城门，供后人凭吊历史。不管拆建后的口碑如何，拆城墙都曾是现代城市奠基的一个普遍路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四大古都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和中国西安的古城都保留至今。

回到1953年的西安，这座城市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新旧冲突压力可能更大。西安是中国黄土文明的诞生地，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构建自己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时，将西安作为叙述的起点。《中国大历史》的第一章就是《西安与黄土地带》。书中写道：“西安是中国历史的一座重要舞台，许多人物事件在此牵连上演。它的位置接近中国的地理中心，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它是中国历史上11个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秦朝统一中国之前。”1700年没有中断的建城史，将东方的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山水相连，南北轴线，四方格局，外以城墙围合的建筑空间，就是这种文明的代表。到明朝时候，这种文明形式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首都的城墙有多高，府城的城墙什么样，再到市、县一级的墙又是什么样，都有很严密的规格，很成系统，是中国封建礼仪、世俗和宗教寓意的完美结合。”

但这些历史的荣耀，也是西安城现实的压力。正如黄仁宇所说，从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其难度无异于一只走兽变为飞禽。而西安恰好还被选为新中国工业版图上的一个建设重点，除了苏联援建的15个项目落址西安，另有国家的6个项目，另外地方工业也有要新建扩建的企业。一片曾经布满农作物和低矮方正民居的土地，该如何来放置这些庞大而且全新的物种，并让它们和这个城市中已有的建筑和生活和平共处？多年后，周干峙回忆第一次担任西安首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总图编制时，要考虑的问题错综复杂：除了工业区怎么布局，它们与城市是什么关系？生活设施怎么考虑、基础设施怎么配套、路网绿地怎么布置？还有一些属于这个古都独特的问题——文物古迹遗址很多而且情况尚不清楚该怎么处理？旧城和包围它的厚实城墙应该怎么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