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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墙与一个城市的60年

2014-12-01 10: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孤岛

从古建保护者的角度看,城墙是一个整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是祖先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城楼、登城马道、瓮城等一系列防御配套设施。但是从现代城市的管理角度看,这些隶属于同一个文化遗产的各个部分,构成了现代城市里不同的生活空间。它们在城市转型过程中,已经分配给了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城墙根外围属于园林局,护城河由市政局管。城墙的旅游功能则归旅游局,城墙根内的顺城巷,则分属莲湖、碑林等好几个区。最初的城墙管理所隶属于文物局,管辖范围仅止于城墙本体。但即便是这么单一的部分,管理所也无法尽忠职守。“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关于城墙保护人财物这些项目。城墙管理所只是成立个机构,有些人,看见墙体有破坏了,就给文物局打电话。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城墙管理所管什么?管电话——就是个通风报信的。”韩骥对本刊记者回忆。

到底城墙如何管理,是一个事关体制的艰难探索。从管理所开始,城墙的管理单位经历了不同的尝试。“先是说城墙规模不大,修完了,放那里,让园林局管,但护城河是市政局管。后来觉得建委能综合这些部分,干脆成立一个城墙管理委员会,第一任就是建委副主任张景沸。但建委只是建设者,城墙的使用有旅游局管。但旅游局想在城墙上做点什么,文物局又不同意。当时文物界的保护观念比较保守,挖出文物后通常就地掩埋,不展示,更不要说使用。城墙上有人走,都算是破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城墙灯会,现在已经成为西安春节期间一个新兴习俗,但韩骥记得,最开始办灯会时,要在城墙上拉电线,文物局都不同意。

城墙的保护、修缮和使用,分属不同的职能机构,而不同机构对城墙的理解各有千秋,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墙无所适从,停滞不动。随着上世纪90年代,西安城市的建设重点转向城外的高新区,城墙逐渐从城市发展轨道上脱离出来,成为城市中静止孤立的一角。当姚立军出任城墙管委会主任时,他看到的城墙和现代城市的联系进入一个冰冻期,难以找到改变和前进的动力。姚立军试图通过自己搞旅游的经验,给这堆冰冷的石头和现代城市建立联系。“我当时最想干的是,让游客愿意接近它,能感受到它的伟大。它不应该只是个做研究的文物,应该能让人亲近。第一年我让人把迪厅的彩灯支在城墙上,搞个圣诞派对。因为西安大学生多,圣诞节满街都是人,我想通过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把年轻人吸引过来。虽然天很冷,大家在城墙上冻得流清鼻涕,不过确实有人进来了。”但这种尝试在僵硬的文物保护理念和职能分割前,困难重重。保护与利用的界限和方式,尚无共识,从在城墙上安排一些穿着盔甲的守城武士,到为城墙的厕所配一张手纸,改革的每个细节都争议重重。“我想做的事情,去跟谁都说不通。看不到大家对城墙的一致理解,认为它是我们城市的代表,更不要说爱护和管理。”姚立军说,他于是陷入了和城墙一样无所作为的困境,失望之下禁不住萌生退意。“2004年我干了不到一年,差点撤离了。”

多年来,城墙始终没有和城市之间磨合出亲密又相互辅助的关系。它既像城市的一件紧身衣,束缚着城市的车流和人流,又像城市中一个大而不当的破落孤岛。尤其是与钟楼同样位于中轴线上的城墙南门,由于保存完整,相应的占地空间也较大,形成了天然的交通环岛,东西向直行车辆路过南门时,都必须绕行到南门里,致使交通流速大大降低。南门外机动车流量高峰期120辆每分钟,平时也达到80辆每分钟。全程约4.3公里的环城南路,沿线一共7处红绿灯,车辆通行时间在半个小时以上,平时时速仅为10公里左右。汽车举步维艰,步行也危险重重。南门广场外缺少步行和非机动车的专用道,行人只能冒着生命危险与汽车争道。密集缓慢的车流,杂乱穿行的人流将城门包裹起来,成为一个孤岛。南门广场工程的设计者赵元超说,自己有一次在南门开会,想去马路对面,半小时没能走过那片车流。

甚至在看起来最应该有所作为的旅游方面,城墙也没有发挥出应该有的作用。随着城墙的一步步完整,西安在旅游城市中的排名反而与日俱下,下滑到20多位。城墙不但没有为城市财政贡献多少收入,反而成了消耗成本的无底洞。到2009年,城墙一年要花费7000万元,基本上是人员费用,城墙发展没有资金,“甚至连公交公司都找到门道不亏损了,就它还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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