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驱动下的中国城市布局

城市布局呈现何种特色，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般情况下，城市布局首先受到当地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自然因素，产业特色、企业发展等经济因素，以及人口规模、用地范围等城镇状况的影响。

另外，包括社会制度、社会阶层、利益集团等社会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同样对城市的规划、发展方向和城市布局起到重要作用，例如，钢铁工业城市要求工业区和居住区平行布置，化学工业城市要求工业区同居住区之间有一定的隔离地带。

除此之外，国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布局。王伟凯认为，在古代，文化思想对城市布局影响较大，例如，古都建设都比较方正、比较规格就明显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而现在，城市布局的文化影响逐渐变弱。

不过，在中国，“城市布局的影响因素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政策驱动作用”，体制改革、机制改革或者某项政策，可能会促进一个城市的忽然出现、激励一个城市的快速发展，或使某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产生较大差距，王伟凯指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深圳，这个原来的小渔村，在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创新基地后，迅速发展成现代化都市。

如果说深圳的迅速成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那么长江沿岸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则源于国家发展长江经济带的政策驱动。9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长江经济带将全面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的战略定位得以明确。

类似这样的战略，有利于诸如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带状城市的发展，带动沿线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和城市经济发展，同时还会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在更大程度上加大城市的开放性，使城市在全球合作方面得到改善，王伟凯表示。

相对国家的战略性规划，有时一个可能算不上政策的因素也会打破城市布局的原有规划。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期指出，按照新的城市规模标准，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都为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500万，在500万到1000万以下的，定义为特大城市。而按照上世纪80年代末发布的城市规划法等法规文件，特大城市的标准是中心城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达到100万以上。

标准的改变打破了湖南、安徽、江西、云南等省份建设多个特大城市的计划，到2020年除了省会城市外，可能难以有其他特大城市。

中国城市人口膨胀较快，原有的特大城市标准已经不合理了，早就应该废除了，在王伟凯眼中，新标准更为科学、更符合现实情况，国家正在努力控制大城市规模，在人口政策、土地政策方面都有所行动，例如在土地财政上，以前特大城市建设占地太大，利用程度太低，所以对特大城市不新增建设用地。

王伟凯继续指出，标准的调整反过来也是为了促进政策的推进，而且把原来的特大城市可能降低为中等城市，反而使城市结构得到优化，更有利于这些城市的发展。

此时，需要注意一点，如果将城市布局简单理解成大城市、中等城市的特权，那就错了，规模较小的城市或者还算不上城市的城镇同样需要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便给予了小规模城市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在《意见》中，“优化沿江城镇化格局”、“创新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便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极大鼓励。

新型城镇化改变着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小城镇人口会不断增加，促使城市结构更趋合理，符合我国国情，王伟凯表示。他还特别指出，城镇化对大城市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中小城镇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