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规划是一个基于远见的学科

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工作。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对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那是在1953年5月。2004年9月，“假古董”永定门竣工。这就是规划师的远见！

在今年的学会年会上，我参加了清华牵头的“美好人居与规划变革”论坛。在发言中，我提到：“我为什么非常佩服吴先生？远见。当初吴先生提出广州要编制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规划。其实行业里谁也搞不清这个规划是什么，怎么搞。实际上，广州概念规划在当年的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评选中，只获得了二等奖。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谁还记得那一年获得一等奖是什么？这就是远见！”

规划协会每年都会评选当年全国优秀城市规划项目。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学科的技术标杆。但作为一个靠远见生存的学科，规划项目的意义，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其学科价值。后人的评价，往往比当事人更清楚。为此，我曾建议石楠，规划学会可否另起炉灶，专门设一个奖项，评估十年以上项目或个人（类似诺贝尔奖）。

城市规划的好坏，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一个城市的未来判断准确与否。同样，我们这个学科能否长久持续，也取决于我们对自身方向的判断。今天的城市规划之所以成为一个30年前根本不敢想象的“显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规划前辈当初对学科方向的判断是正确。

30年间，我们不仅赶上了我们曾经从属的建筑学科（比较一下建筑学会和规划学会年度大会的规模），而且兼并了从经济地理、城市环境，甚至园林景观这类周边学科。

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学科需要同样的远见。学科的外部环境，市场需求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今天轰轰烈烈的主流规划，十年后可能一钱不值；现在看不上眼的旁门左道，反而可能代表了未来的方向。在城市规划学科快速崛起后的30年，我们迫切需要像我们的前辈规划师那样，重新定位学科的方向。

二、我们学科目前面临的最大变局是什么？

2007年，我去参加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研讨。我就在会上提出：“深圳新一轮总体规划是第一个从城市管理增量到存量的总体规划，我们以前所有的总体规划都是思考怎么管理增量，深圳前几版规划之所以成功也是这一条路走的比较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一轮深圳总体规划应该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规划，既然要做全新的规划，原来我们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就要准备放弃，能用则用，不能用就不用，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关于怎么管理存量，城市规划并没有什么新的工具，需要我们学习大量新的知识，要涉及到别的领域。”

在当时，我还认为深圳总规只是个别案例。但到了2010年年会时，我开始意识到存量很快就会变成各个城市需要面临的普遍问题。因为在规划局日常审批中，存量规划有关的内容急剧增加。2010年，我在重庆举办的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发言的题目就是：“城市规划转型：从增量规划到存量规划”。几年看下来，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一趋势比当初相像的到来的更快！

当初提出这一判断时，规划界还沉浸在过去30年增量规划非凡的成功之中。中国规划师无意间参与到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造城运动。即使初出茅庐的规划师，都有机会参与国外大师们做梦都梦想的城市规划项目。不仅参与设计，而且在有生之年看到建成，我们行业历史上这样的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前所未有，所以很少有规划师意识到，我们城市的存量部分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超过增量部分。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就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2013年刚刚闭幕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六大任务，基本上都是关于如何管理存量的。

但恰恰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学科知识还处于分散、探索阶段，没有储备好成系统的规划工具。

三、城市化的权威或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前辈规划师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两证一书”

没有这个工具，城市规划就什么也不是。无论它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最多只能成为大学里的点缀。但“两证一书”基本上都是为了管理增量设计的。一旦竣工验收，拿到土房局的房产证，城市规划再也无法影响城市的变化了。

在存量部分，私自翻改建、加高加胖，甚至改变用途，都无需再经规划核准。在存量部分的很多出让，规划不再是其他部分许可的前置条件。可以说，存量部分的规划管理，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地下空间就更是如此，地下管线管理时基本无需“两证一书”。要想管理好存量，规划就必须设计一系列类似“两证一书”的制度工具。这就需要和其他部门协调。比如厦门之所以管得住一部分功能变更，乃是因为消防规定规划必须作为他们的验收前置。而部队建设之所以管不住，就是他们只要征求地方意见后，建成什么样地方就管不了了。因为他们无需对方验收，发产权证。规划管理增量的优势，来自于空间设计的学科专长。但在管理存量时，这些优势不复存在。谁能更好地设计制度，谁就会在管理存量中获得发言权。

上周，我在宁波参加副省级城市规划局局长会议。深圳土规委副主任薛峰提到，深圳在旧城更新中，发现法定图则中的规定大部分都是无用。很大程度上，这些规划非但没有帮助我们，反而成为我们自造的桎梏。现实中的旧城更新，一定是基于产权的讨价还价，而不是按照增量规划那样，基于城市设计确定规划指标。

当初我反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是因为这类规划完全不考虑产权，基本上都是基于空间判断的所谓“科学”规划。现在，我们发现，当我们要将一种用途转换为另一种用途时，基于空间设计的工具几乎完全用不上。制度设计（规划更新的规则）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工具。但我们的理论在这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10月26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前院长黎锦超（Eric Lye Kum-chew）先生，举办了一个学术活动。现任院长，我在英国时的博士导师ChrisWebster教授要我做一个报告。我选的题目就是“从空间设计到城市设计”。在我看来，城市规划以空间为主导持续至少30年了（算上改革开放之前就更长了）。当初，包括黎锦超先生在内前辈规划师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港大乃至内地学科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好日子可能快结束了。新建区和建成区比例的逆转，空间设计所占的比例会急速下降。规划的主要委托人——政府，正在从一个“开发商”转变为“物业公司”。规划行业的重心和方法也亟需随之改变。但业内很多人并不情愿承认这一点。（事实上，就在这个研讨会上，严迅奇就认为，我们行业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对趋势的判断很重要。如果现在学校里的这些学生一出校门，学的东西就过时了，那将会是很可怕的事。作为基于远见的学科，规划对自己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真到感觉到“好日子”结束的时候，再思考就来不及了。

再过十年，现在城市规划总图很可能会从现在的规划色块，转变为改变色块——怎样从一种用途变为另一种用途。实际上，这些已经是城市规划局正在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到那时，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如果不能说完全没用，也已经退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城市制度的重要性将会取而代之。

鼓浪屿曾是全福建，甚至全中国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区。但现在却急速衰败、变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维系当年鼓浪屿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城市制度瓦解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楼宇。随着产权越来越复杂，城市衰败的制度基因，也就随之植入。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把制度设计好，今后的更新就会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