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提出资本三级循环的解释。

初级循环只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

次级循环即当商品和资本过度积累，资本则向基础设施投入；

资本的第三级循环是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的投入，资本的三级循环生产了城市的道路、住宅、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厂等等一系列设施。

经济运行过程中，作为行政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工序控制的必要环节，都需要在城市空间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并且住房和交通、医疗等公共设施的运转成为一种集体消费，城市空间就成为社会产品。

城市是多样文明要素的自发或自觉的聚集过程，世界城市也造就了世界市场，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空间生产是现实利益角逐的产物。

资本在循环过程中遵循着权力规律，空间生产意味着空间不仅成为物质生产的场所、一种空间中的生产，特别重要的，它本身已经获得了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一样的地位，通过地理空间不断地破坏和重构，使世界各地的空间日趋同质化，并通过住宅、休闲场所、商场等不同构成要素的组织和创造形成了具有城市特色的空间关系。

从历史上看，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城市规划和国家规划体系之间的衔接关系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其实就是没有建立一种制度框架，来综合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博弈。

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起源于前苏联，从社会主义建国初期的五年发展计划而来，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本质上是经济规划。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推动力，例如从“六五”到“十一五”时期，计划纲要的指标体系分为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指令性指标是层层分解和下达。

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经济效益、财政收支、货币发行、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生产、消费和耐用品贸易等。

从“七五”到“十五”计划时期，大幅度消减了指令性指标、实物性指标和生产性指标，而增加了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等。

“十一五”规划除继续强调宏观经济指标外，增加了资源保护、环境治理方面的指标，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另一方面，开始增加社会事业、人民生活方面的指标，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等，可以看出，这时五年计划已转向于指导性的规划而非强制性的计划了。

“十一五”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第一次将发展指标明确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则加强政府的责任，另外也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规划内容。

进入到“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对经济要素进行调节，以保障经济运行环境的平稳，但是仍体现了“五年计划”的连续性特点，规划内容包含了生产、消费、流通的环节，从发展指标到基本建设投资，从部门到地区发展，从资源开发利用到生产力布局等，内容非常广泛。

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包括人口、就业、住宅、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现阶段的发展规划具有指导性、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的特点，规划的功能主要包括目标导向、平衡协调、资源配置、政策选择、规范约束和激励维护。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规划中有关生产力布局、人口、国土整治、资源利用和重点建设等部分的规划现在被整合到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主体功能区规划成为宏观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它将国土视为人口和产业聚集区、农产品生产功能区和生态产品功能区，对于城市这种“人口和产业聚集区”的重要载体，主体功能区规划并未深入控制，但毕竟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了一种从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的框架，并且综合考虑了生态、国土、矿产等资源型要素。

当前，需要建立起将城镇体系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之间的联系，经济发展和人口城镇化的需求会导致国内人口在空间上大规模的迁移，影响到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演变，这也与区域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相关。

“三规合一”需要建立起国家空间体系规划，国家空间体系规划应该重在区域上的协作，例如东部地区优势在于知识、技术、资金和信息，西部地区的优势在于资源，这样就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资源和优势互补。地方空间体系规划与国家空间体系规划相对应，侧重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资源配置，并且围绕空间生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