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式宣布了中国自贸区扩围的消息。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像上海自贸试验区那样在三地建立自由贸易园区，但只是给了一个框架，3地自由贸易园区方案还需要“抓紧制定”，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

广东、天津自贸园区方案分别在2013年年底和2014年1月就通过了部委层面的批复，今年4月份之后，两地自贸区方案被要求再作修改，等待国务院批复；而“黑马”福建自贸园区方案，至今还在商务部等部委层面调整。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4个承担中国建立和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改革任务的自由贸易园区，在对外探索上与国际规则相接轨，对内则以扩大开放来倒逼和深化改革。他们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啃改革中最硬的骨头”。

需要注意的是，四个自由贸易园区的英文称作Free Trade Zone，简称FTZ。而国际上的自贸区则指多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就贸易开放、取消关税壁垒、降低关税而达成的互惠互利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政策，英文为Free Trade Area，简称FTA，例如中国刚刚完成实质性谈判的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前者中四大自贸园区属于狭义上的自贸区。

自贸区将啃硬骨头

历史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

如今的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的四大自贸区，不禁让人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四大经济特区。两者都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创举，都属于“啃改革的硬骨头”。

现在回头看，当年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设立的出口加工企业似乎也没什么“高大上”，但深圳经济特区解决的是意识形态能否“转过弯”来的问题。按照西方标准建立企业、允许公司有差别和企业家利润的存在等问题，在1979年的确是个重大突破。

现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试行的金融服务业开放、政府职能转变、现代治理能力的完善等，包括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等改革，都是倡导了很多年但没有落实的理念。所以，两个时期的四个特殊区域，都是“啃改革硬骨头”的开始。

但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四大经济特区当年获批建立时，没有明确的改革时间表，没规定 “几年时间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建成什么结果”，没有时间表和具体任务，意味着深圳经济特区可以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渔村的基础上，摸着石头慢慢过河；而上海自贸试验区在酝酿期，就承载着3年内建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整套现代治理体系的重任，其建设是在已有基础的外高桥综合保税区等4个特殊监管区域上进行的。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广东、天津和福建三个新自由贸易园区，是在已有的园区和新区基础上建立，而不是重新规划、从无到有。

现在的自由贸易园区比起当年的四大特区，目的性更强、时间更紧迫、压力更大。与当年四大特区建立时，一下子把企业的税收降至15%不同，四大自由贸易园区强调不会有特殊的优惠性政策、不准备打造“政策洼地”，目的是建立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营商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反映在企业的热情上，跟当初四大经济特区建立时企业扎堆进驻不同，当下有进驻自由贸易园区意愿的企业更多趋于理性。

一些外资企业反映，感觉不到上海自贸试验区开放的“巨大影响”。外资企业希望看到完备的法律、高效的政府监管、具有国际规范的税收等各种制度完善的营商环境，也自然会把上海自贸试验区跟西方国家的自贸区作对比。正因如此，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软件”上的建立更需时间，对企业的效果也不是爆炸式的，而是潜移默化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