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和瞭望全媒体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14中国城市发展市长论坛暨‘中国价值城市及贡献企业’颁奖盛典”于2014年12月20日-21日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仇保兴：大家都知道城镇化一个庞大无比的概念，城市是人类社会建设的最大主体，包括我们农业也发展成为一个公司农业，正是因为城市是无比的庞大，城镇化可以包容一切，所以我们更应该把影响城镇化的因素挑出来。挑出最关键的因素，抓住最主要的矛盾，然后保证这些底线的不被突破，我们才能具体来建设健康城镇化，新型城镇化。

怎么样去把它最主要矛盾抓出来，一般来讲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做一个模型，第二个就是进行类思维，这样把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不同的权重分析出来，而不至于对重要的影响因素进行错误的认识。

健康城镇化有怎样的体现？我们把它分两类。第一类城镇化实质是人在空间移动，但是它正是不可移动或者说难以解决的问题。城镇化是在空间上来构筑庞大的构筑物的过程，这其实是种钢筋水泥在空间上构筑分布的过程。

第二类是连锁性错误。连锁性错误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错误引发其他的错误，甚至导致经济动荡。

这两类问题我们把它归结为第一个底线。我们把第一类称之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发展。城镇化30年来我们没有改变，为什么这个方针被我们恒定地成为城镇了第一条底线？超大规模的城市不需要我们把它规模做大，一定注意我们要解决的是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超大规模城市能够自动的吸收人口，引发规模的恶性循环，在我们国家由于规模越大行政级别越高，就更有可能来集中配置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反过来影响了人居环境。

我们从全国的几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看，我们有两亿多流动人口，8600万跨省流动人口中间绝大部分集中在十个城市，在这过程中间还有三分之一是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东莞这四个城市，也就是说这个差别的流动就是在十个城市，就包含了我们流动人口的一半。人口流动和城市的吸引力从来不是均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迎来第三次人口流动浪潮。第一次出现英国，超大规模城市自动吸引人口。这个时候，我们的规划应对应该是有机疏散，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有机疏散上，而不是再扩大城市。一来，人类有机疏散实现了第一代；第二代规模提高了，指引居住的平衡；第三代生成基于基本的规模，而且要求500万人人口，提高城市生存能力。

第二点，我们在坚持大中小城市、中小城镇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凡是大中小城市不吸引人或者它的结构不是金字塔分布的省份，都有非常严格的问题。落后的省份都有少数几个或者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但是大城市和中等规模城市全是断档的，这样的话，城市的辐射力不可能通过中小城市传递到农村。而农村和其他的工业品交易成本就会不比大城市低，在市场经济作用下中小城市都会灭亡。但是中小城市确实存在，大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市是地区交易成本的对比，而小城镇和小城镇周边农村农民交易，农村的交易成本最低。

我们反过来再看，我们有一些先行的发展，由于错误听取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导，把人口向一两个城市集中，这些城市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陷阱，这些城市多少都出现了城乡差别的急剧扩大。从国家我们的城镇化实践，我们二十年来小城镇的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减少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我们政府的公共财力没有投向农村，我们所有农业都是劳动小城镇；第二，小城镇本身缺乏土地出让金，没有维护费，而且税收体系也不能支撑工业产品；第三，我们确实存在着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把城市的物力都吸收了。我们通过研究，大城市之间差距在拉大。在2005年的人均年度报告指出，50%甚至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区，这样的城市化当然是没有健康发展，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因为小城镇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城镇化的管理体系，还有一就是基本的城市基础，比如供水、规划管理，更重要的要按照城镇的常住人口来配备比较好的高质量的学校、幼儿园、医院、文化设施等等。

第二个底线是城市和农村的互补。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超过50%以上，农村的乡村文化、农业文化、田园风光就变成稀缺资源，城镇化伴随着旅游都能够重新分配。第一个，我们城镇化率不高。我们很多城市制定城镇化率的时候说达到70%、甚至85%，其实从国际城镇化来看，一类美国、加拿大城镇率可以飙升至90%，但是因为具有农耕的历史，而且它传曾人类文化，到了最后居住在城市里边的人一般都在65%左右。我们通过调查也可以分析，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50岁以上的都有回乡的愿望，50岁以上的人在城市里边务工的比例下降了4%，下降速度非常快。我们通过普查也支持了这个。

我们通过20个县的调查，为什么人们要居住城市里面去，第一个子女教育，第二个进城就业，第三个结婚准备，丈母娘会问未来女婿城里有一套房，第四个因素资产保值。

从浙江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产生了两个60%，一个住在城里60%，农村40%；农村40%中间60%是从事非农职业，甚至有些年纪大的职工现在都住在农村去养老，而且在田园生活，城里的子女到农村去旅游。农村将会成为我们老年化一个养老去处。一个健康经济体离不开城乡之间的自由的劳动力流动。许多人打着生态移民的旗号把村庄买掉，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我们的人口在农村里面已经大大的减少，政府的力量迫使他们进城、使他们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农村是一个生态的平板，是健康成长化的一个基础，城市是良性的，是现代的，以经济效益为主，是多变的，而农村是传统的，是乡土化，而且它是坚定的城市的生产福地。

把农村人口赶向城市，会让我们农村丧失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也不利于中国的乡土旅游发展的健康发展。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农业化经营规模。实际上像东盟、欧盟这些国家，法国、比利时，每一个农民种植面积不大，但是这些国家有非常大的社会化服务型的体系来支持，它是社会化服务型的。

第三个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财政在我们财政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土地财政只能养活支撑我们的教育卫生这些必须的公共部门，所有的设施建设资金都是来自于它。当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就论述，他说中国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严重的入不付出，每个人要需要20万元以上的公共产品的时候，再乘上8亿人口，等于在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力都消耗掉。我们是把土地资源开发，把它变成公共资本，然后投入到城市建设，这就是一个中国的特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中国土地财政有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是可以的克服的。新加坡的土地财政比一般的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只能用于可持续发展，只能用于国计民生的大项目。美国的城镇化造成非常大的危机，一个美国人消耗的汽油等于五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值的10倍，如果中国按照美国模式发展，我们需要三个地球的资源供应中国人，显然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城市化必须保持紧凑的模式。

我们人口密度全世界最高，这个紧凑模式在欧美、日本这些紧凑发达国家已经人均消耗都非常低，如何实现单一的功能区？同时在不同的储备空间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共同用地模式在我们生态实践中间得到支持。第二要防止控制城市粗放，第三要纠正小产权房问题，第四防止私家车引导式基础设施过度建设。同样的，货物运输如果用铁路来代替高速公路，它的能耗相差20倍，土地消耗也相差20倍以上。

第四类底线防止出现空城。一类空城是产业目录造成，第二类空城是我们所特有的现象人造成的，比方说我们有的城市，人口只有50万，建的城市却能够容纳130万人，那么这些城市就不要建设这么多商品房，50年以后还卖不完。丘吉尔说过一句话，任何政府任何政治家都有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烙印的冲动。我们实行交流干部体制，干部到了一个地方后有非常强烈的改变意愿，这种冲动是盲目的冲动，把城市作为形象工程来建设。第二种是我们国家的考核体系，因为我们国家财政考核体系是由上级财政兜底的，每一个城镇都纳入监督过程。第三个原因，我们基层许多干部认为我们城镇化率还有60%发展空间，我们国家是农耕最多的国家，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工程再次卷土而来，我们财政也支撑了这种功能，土地财政必须要扎紧制度的口袋。

最后的底线，就是保护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我们中国所有的城市实际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和谐的理念。但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开发，我们要加大历史名城名镇的保护，我们要对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等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源进行强有力的划界和保护。当然我们还要提升我们城市的核心，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普通人的爱好，更重要的是尊重当地的文化。需要加强城乡发展体系，市场会乱动就要政府之手去制止。一个城市怎么样来提升自己的文化？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黄山。黄山15年前就说凡是徽派建筑一律不拆除，凡是与徽派文化有依托的玻璃（900, 3.00, 0.33%）幕墙改造成为徽派。

健康和谐的新型城镇化是由市场的无形的手、相互合理作用的结果。如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一个长久应该以我们的城乡管理和我们的土地管理，来保护下一代的生活发展空间和资源的城镇化。整个城镇化如果是火车头，城乡土地管理就起到轨道的作用，当我们的火车头更加具有动力，这个轨道就越要刚性、越要精密，否则就会发生局限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