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外力重构的乡村

从笔者考察过的一些示范村来看，通过环境整治、业态重塑、建筑修复等方式，使原来破败的乡村焕然一新，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并通过引入（或建立）专业公司发展旅游业或经济农业，以繁荣村庄经济。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和经营引导，这些示范村还大幅度地提高了本地村民的收入，实现了乡村人口的回流，外出村民返村创业成为普遍现象。对于老龄村民而言，除了缺少足够的医疗设施和服务之外，示范村已成为良好的农村养老型社区。

然而，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些村的发展轨迹呢？主要是城市财政的投入，是城市资本改变了这些示范村的发展轨迹。作为示范工程，示范村不仅获得了规划、建设的资金支持，还在基础设施上获得了配套支撑，如与城区的道路连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甚至在村庄营销和推广上，政府仍作为主要的承担者。

虽不少示范村已尽可能实现“政府-开发公司-村集体-村民”四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的均衡，但政府的角色却从未减弱过。此外，示范村多位于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本身亦具备进行商业开发的自然条件，如以茶为主题、以温泉为主题，等等。对此，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产生疑问。

外力主导下的乡村还发生了哪些重构呢？为发掘村庄潜在的经济活力，一般规划都会对村庄空间进行调整，以兼顾本地村民、开发公司与外来游客的需要。

除空间物质层面外，村庄空间的调整还对乡村邻里、乡村文化、城乡关系产生影响。在邻里结构上，传统熟人社会将被打破，通过商业经营（如物业出租、雇工）将向熟人与陌生人社会过渡，形成以“村民-新经营者-游客”为主的新邻里结构。

在乡村文化上，传统民俗文化将被进行商业开发，同时村庄的宗庙空间将被重新调整，为尽可能集约用地，传统“人神分离”的空间将转为“人神合一”的新空间（如“坟地”与“土地庙”的合一）。

在城乡关系上，将进一步强化村庄与城市的关系，“城兴”则“村兴”，且如在村庄的社区组织上将更多地依赖于基层政府的派驻机构，如社区服务中心，城市向乡村的延伸越发明显。

近几年，全国各地有条件的地方都大规模地开展了村庄规划的编制，并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迅速推进，因缺少村庄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数据资料，我们目前还很难对村庄规划和建设进行评估或评价。

但就当前的村庄规划和建设引导而言，多为在规范化、高效率、低成本的要求下进行编制的，然而，这种“工业化式”的模式其实与中国传统的乡村建设模式是相违背的，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大多经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漫长历程，我们当前对村庄的努力能否获得历史的认可呢？当前的规划是否加速了乡村的城镇化呢？也许只有时间能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

3 乡村与新乡愁

在一些城市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中，地方政府要求村庄规划做到“一村一品”、“一村一景”，若单以效益而言，这种多样化的村庄发展策略当然是不错的选择，有助于提升村庄的经济效益和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

然而，这种要求却也可能导致村庄向专业化村庄（或产业化村庄）的转变，曾经“乡土味十足”的村庄在这样的统一要求下变得简单或单调了。当然，我们可以用客观的量化指标对规划建设的村庄的前后变化进行对比，可以对村庄的发展作出理性的评价，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可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如村庄的美学价值、传统村庄的空间格局，如果村庄也有生命的话，它应该也有一个生灭的完整的过程。

不过，我们仅仅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村庄旁观者，乡村曾经带给我们的童年乐趣早已成为了过去，留在书本里的乡村生活也是昂贵的游戏。快速城镇化时期，城市还是大家不二的选择，中国的城市集中了太多的资源，越是重要的城市，资源和机会就越多，并根据城市级别形成了相当分明的资源分配体系。

而乡村地区则大多处于边缘地位，基础设施落后、发展机会少、公共服务质量低，在很多地方逃离乡村就意味着人生命运的改变，返回乡村只不过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乡村没有理由不融入到现有的城镇网络之中，而实现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将是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如何实现却是一个仍需持续探索的命题。

在历史的长河里，传统的乡村早已成为了过去，当前的乡村仍在与城市的互动之中不断重构，我们当前建设的乡村就是下一代人的乡愁。

作者：陈宏胜，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陈剑锋，浙江茗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