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岚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作为一名规划建设领域的专家，周岚认为，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独有的城镇化与老龄化同步推进的进程中，我国的城镇化面临多方面挑战。

主持人：您的工作是牵扯到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也就是住房的话题，我们想问问您今年在全国两会带来的建议都有哪些，有没有和住房相关的？

周岚：我带来两个建议，都是和老百姓的居住环境相关。一个是关于乡村建设法，关注乡村农民的居住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建设适老宜居住宅和社区，适应银发社会的城镇化建设需求。

主持人：你提到的两个建议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尤其第二个建议牵扯更多的人群，就是银发。您为什么会关注到银发社会的城镇化和养老相关的话题呢？

周岚：一个直接的动因是我来开两会前，我的父母身体不好，住院。我就关注到，因为我姐姐和父母都住在南京，但是我们在三个地方，有一定的距离，母亲住院，父亲在自己家里，我们在医院和家庭之间奔波，子女和父母相邻居住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需求，所以我就做了一点调研。研究发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是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做过一个分析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人口会超过三分之一。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时，即为“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中国1999年实际上超过60岁的人口超过10%，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因为我的工作是做城乡规划建设的，我更多地会从工作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我关注到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国家是先城镇化，后老龄化，而我们因为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9%，刚刚过30%，按照城镇化的增长理论刚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找了一些数据，美国195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城镇化率当时已经达到64%，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数据更高，日本1970年进行老龄化社会当时的城镇化比例是72.1%，澳大利亚是197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化率已经高达85.9%。

所以，更多的是建完了城市再来适应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们要同步关注，应该把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对城镇化的需求一次性地放到规划建设中，而不需要再来进行改造，这样浪费社会资源。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提了这个建议，就是要在城镇化进程中同步关注老龄化，做出相应的城乡规划建设应对。

主持人：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人社部部长谈到的很多养老保险并轨的问题得到了媒体的关注，现在我们国家的老龄化问题非常急迫，有很多的相应措施要跟上。您关注到城镇化建设当中的老龄化问题，在您看来，现在的人的城镇化的“人”可能因为老龄化的凸显，变成了银发的城镇化，这样的概念非常有意思，在银发社会的城镇化当中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何推动规划在城镇化过程当中更加适应老龄化的社会需求？

周岚：国家提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是抽象的人，就包括你我的父母，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广大人群的社会问题。我自己觉得，要分成广义和狭义，如果最广义地来看，实际上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是挺大的。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实际和人口结构相关，有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带动了工业化，推动了城镇化，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实际上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会影响到工业化进程，进而影响到城镇化进程。

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力数量会减少，另一方面财政的供养人口会增加。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老年人对新技术、网络技术的接受能力相对较慢，社会的创新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非常综合的老龄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有“单独二孩”的政策，会改变人口老化的进程，但是这个影响可能还要若干年才能显现。对于城镇化的影响，我首先觉得是对老龄设施的需求会反映在建筑上，反映在用地上，也反映在无障碍的通行和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上。可能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变化，他的变化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带来的老龄设施的需求，还有人口结构调整带来城乡空间的重组。

根据“六普”和“五普”的比较，老龄人口从10%上升到13%，老龄人的抚养比也快速提高，儿童的抚养比下降。我们关注到空间结构上，过去我们比较关注幼儿园、中小学的配置，未来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到老龄社会对老年设施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可能原有的幼儿园和中小学资源面临使用功能的优化和重组。

另外，带来城镇化人口流动，因为国际上通常的理解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但是随着中国的“421”家庭结构的增多，未来在城镇化的人口流动，除了常规的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自然流动，还会产生大量的城镇间、城乡间的老人和子女的“亲情流动”和“候鸟式”的探亲、访问、乃至居住需求。我想可能银发社会的城镇化需求是非常广泛、系统和深刻的，不是仅仅发展养老产业，建几个养老院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