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经济增长点将牵一发动全身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