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树荫、河流、湖泊，这本应是一座城市的“留白”，为城市存留降温的生态空间。然而，三十年造城大跃进，很多“留白”已成故纸堆上的记忆。民间学者的鼓与呼，也难挡蚕食步伐。

中国人正开始熟悉一种并不常见的疾病：热射病。

“体内热量过度积蓄”。这种因高温引起的罕见疾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已夺走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十多条人命。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乡村怀揣着梦想进城的环卫工人。这些习惯了乡野阴凉的逝者不曾料到，一个城市的温度，竟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功能失调、器官受损的，并不只是这些猝死的生命。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正被质疑患上同样的疾病。

“某种意义上，他们死于城市的‘热射病’。”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教授周复多说。昔日教科书上的学术名词“热岛效应”，正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国经历三十年快速城市化后的尴尬现状——在夏天，中国的城市正变成一座座炎热的孤岛，令人焦躁难安。

人为的城市热岛

“城市规模越大，热岛的强度越强。”周复多说。1970年代起，他就曾撰文研究过杭州的城市热岛问题。“当时热岛的强度，也就是城区与郊区的温差，不过两三摄氏度。今天的温差，已经到七八摄氏度了。”

时移世易，这其中，除却气象学因素，扩大后的城市人口、建筑总量、能耗、交通方式的改变，无疑都是增强热岛强度的砝码。

“城市高温跟规划有很大的关系。”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说，风道的堵塞、湿地的消失、绿地的减少、城市的扩大、玻璃幕墙的大量使用……都对城市的热岛效应起着越来越负面的作用。

“我们的城市发展太急躁了。”周复多说，城乡规划本身是科学、理智的决策。然而，“现在的发展，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式的无序开发。”

周复多抱怨说，按照城市的规划，城市的组团之间，本应预留足够的空间，作为“永久性的非建设用地”以供缓冲。这些缓冲地带的农田、湿地、绿地，对缓解热岛效应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而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非建设用地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CBD、金融城和住宅区，本该分割开的组团，最后竟连成了一片。

四川省气象局退休高级工程师但尚铭的研究部分证明了此点。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对成都热岛效应的研究。“我们有研究证明，城市绿地、湿地、水域对热岛效应有缓解作用。”但尚铭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都的热岛效应曾一度不断上升，到2003年前后，达到最大。但在成都大幅度增加绿地和湿地面积之后，最近热岛效应已有了轻微的缓解。“不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热岛效应已向外扩展至原先处于郊区的二三环。”

“我们太强调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了，但对自然的水、自然的风道、栖息地、绿地、山地，这些生态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一直投入不足。”俞孔坚说。而今的持续性高温，正是对反科学的城市规划姗姗来迟的警告。

绿化的误区

用公共绿地逐步形成的“冷岛效应”来应对“热岛效应”，早已是规划学研究的热点。据卫星遥感资料显示，上海陆家嘴的中心绿地建成后，陆家嘴地区原有的4个热岛全部消失。研究数据显示，一个区域绿化覆盖率达到30%时，热岛强度开始明显减弱，达到50%时，热岛现象缓解极其明显。

“中国城市的绿化面积太少了。”周复多说。在国外，人均绿化面积三四十平方米的城市才叫“先进”，而在中国，国家级园林城市评比，要求只不过十几平方米。

近年来，绿化逐渐为城市主政者重视，但这种重视，却陷入了“草坪加花卉”的景观绿化误区。

“我们过分地强调景观了。”周复多说，“实际上真正的绿化应该要多个层次，乔木、灌木、花卉、地被植物多层次一起来。”

在俞孔坚看来，对城市而言，绿化当然要解决景观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生态意义。“只有大量的树木才能够对减缓热岛效应起到真正的作用，成片的草坪只能是形式大于功效。”

建筑之间的遮阴是绿化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时最需要的就是长成以后的高大乔木。然而，不少地方为了给基建让路，频频爆出移树、砍树风波。2011年，南京地铁三号线逼走民国时期栽下的法国梧桐树，引起市民抗议，最终市委书记出面，承诺全面停止移树工作。

纵是栽树，中国的绿地系统建设也并不乐观。“（绿化面积）规划学上都有上下限，我们取的都是下限。”周复多说，以钱塘江两岸的绿化为例，1000米宽的钱塘江，按规定两岸建设的绿色走廊至少应有100到150米宽，而今却只留约30米，“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树华等人对北京河道陆地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周复多的担心，他们发现，“只有大于45米的绿带，才能稳定吸收和积累周围的热量，对周围环境的增湿降温作出贡献”。

中国的雨水收集系统也欠缺相应的规定。俞孔坚说，在国外，雨水收集已经成为规划的趋势，“美国很多州都开始有强制性的规定”。

“雨水收集系统和绿色植物等设施的建设，对减少太阳辐射，减轻热岛效应有明显的作用。”俞孔坚说。

在他自家的屋顶上，他设计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了邻居、学生以及环保人士争相探访的“景点”。它包括一套每年可收集多达50吨水的雨水收集系统和一堵用上水石和植物构成的生态墙。屋顶上收集的雨水，从生态墙上缓缓滴下，滋养着生长在上面的植物。在夏天，石墙上的水分蒸发后，成为一台天然的空调。

“整个夏天，我都没有开过空调。”俞孔坚说。

被吞噬的河道

被吞噬的河道，是加剧城市热岛效应的另一个祸首。“中国建设的前三十年，最主要的就是填河运动。”刘波说。他是湖南省常德市政府欧盟亚洲环境支持项目联络办公室中方协调员，曾向全国八十多个城市的市长发出过呼吁信，一直提倡“反城市硬化”的理念。

周复多摊开的1970年代的杭州老地图，画满的是一个连着一个的不规则湿地水系，“古荡湾”、“李家潭”……这些旧称，见证着过去这里发达的水系。而如今，昔日可以四通八达的河网、湖潭早已被填平，取而代之的，除了马路，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楼。

“游西溪，本来是以松木场下船，带了酒盒行厨，慢慢儿地向西摇去为正宗……回环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芦花浅水里打圈圈；圆桥茅舍，桑树蓼花，是本地的风光……”在《西溪的晴雨》中，郁达夫如此怀念。但这些闲情逸致，对于今天的杭州人来说早已成为故纸堆上的记忆。

不惟杭州，城市水系被人为消亡，已在不少城市上演。在菏泽，昔日曾有的72个坑潭，大部分也已被填平。而在成都，2009年西郊河被“活埋”，当地NGO掀起了河流保卫战。

传统格局中密布河湖水系和湿地的城市，早已变成了一块块不透水的水泥路面。“一些城市硬化率达到80%以上，雨水自然渗透率不足20%。”刘波说，“我们应该建造的是海绵体城市，将城市排水系统建设与城市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统的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紧密结合起来。”

“这很不正常。”周复多说，“一个水潭可能影响不大，但多个水潭，就会形成系统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把所有的水潭保留下来，内涝就不会这么严重，热岛也会减缓许多。

北京市气候中心工程师轩春宜曾经研究过城市水体的作用，他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分散型布局还是集中型布局，随着城市水体面积的增加，城市热岛强度均相应减小。比较而言，集中型水体布局的热岛强度要大于分散型水体布局。”

即使是一条狭窄的河道，作用也明显。“至少对河道200米内的建筑有明显的降温作用。”这是中山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工程系教授黎夏对东莞水系减缓热岛效应的研究发现。

“美国的湿地保护法要求，任何一块湿地的消失，都必须要制造出相应的人工湿地来替代。”俞孔坚说。

“内涝时排涝不畅，高温时无水降温，城市内涝与热岛效应早已成为城市病的两面。”刘波说，“反城市硬化应当成为主流的声音。”

不过，周复多对此表示并不乐观。“我们讨论缓解热岛，就是看城市是不是有强烈的生态规划指导思想。”他表示遗憾，“我们的政府，太像生意人的思维了。它只关注城市怎么大一点、快一点、更漂亮一点。”

周复多举例说，为了优化环境，城市规划学中本有宜建区、限建区、禁建区之分。而禁建和限建的区域，往往是生态最好的地方，“它们也最吸引地产商的眼光”。

以三面环山的杭州为例，在夏天，过去主要靠从钱塘江方向吹来的东南风带动城市空气对流。也因此，它一直被作为城市规划的通风走廊。但由于钱塘江两岸杭州“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钱塘江沿岸早已布满了高楼大厦。

“这等于在钱塘江两岸建了两座挡风墙，把杭州的东南风挡在了外面。”周复多说，如今的杭州，就像一个大蒸笼：高温闷热，令人窒息。

这也正是目前中国诸多城市的写照。俞孔坚说，城市规划中“局部的单一的小决策”，已带来了整体的系统的生态环境破坏。“我们太多地依赖水泥森林的灰色基础设施，排涝、防洪、交通都是独立的、割裂的关系，却不知，最初的自然，本就是个相互关联的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