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在土地问题上的四次变化及派生的国家制度

看中国20世纪的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要把土地从与资源环境人文社会“脱嵌”出去才能成立的西方思想的“生产要素”概念，再重新“回嵌”到整个生态和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过程来看。

我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不同条件下做土地革命和改良的实验。归纳起来，他的土地政策经历四次改良与激进之间的变化。

第一次是改良变激进。20年代发起湘南暴动之前，他是改良派，曾经是参加乡村建设的青年志愿者。之后，毛泽东发动湖南农民运动搞“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激进的土地革命实践者。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是痞子运动，从而和白区的知识分子党中央形成了巨大差异。同时代的梁漱溟等人试图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就面临着“农民运动，农民不动”的教训。同理，1947年国共开战，土地革命同步地从老解放区开始向新解放地区推进，工作队南下到淮河流域新区，发现人多地少，土地没有高度集中，村内没有多少富农，几乎没有地主。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建议土改暂停2年，得先发动农村贫困户组织起来才能再搞土改，毛泽东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战争需要靠土改来支撑，所谓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清楚地告诉对方士兵投靠过来分田地。随着国民政府194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1948年金融改革与政治反腐的失败引发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和现代化军队缺少现代经济支撑，而毛泽东则靠那些分了地不要现代化财政金融维持的传统农民打下了天下。所谓农村包围城市，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军打垮了现代城市社会的国民党现代化装备的军队。

第二次是从激进的土改转向改良，是因为朱德和毛泽东到江西井冈山要立足于此。八百里井冈，五万人贫困，几乎没有地主，红军的粮食要靠为数不多的有剩余的富农，所以至少在井冈山内部不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这时，毛泽东自称“红色割据”。他也因此被白区知识分子党中央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等知识分子党中央在白区失败了跑到苏区，就对毛泽东强烈批判差点杀掉。他们搞的现代化的苏维埃政治经济体系，彻底摧毁了贫困山区几乎没有剩余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怎么办？就又通过“扩红”去打外线，把周围土豪小割据消灭了分浮财。毛泽东说井冈山是红色割据，周围是小军阀割据，要去打就只会两败俱伤。前三次反围剿中央军来了还有人通风报信，红军还能借道打游击；知识分子党中央搞扩红去打外线，打掉了土豪割据的外线屏障后，中央军得以长驱直入。知识分子党中央的的做法本质上是直接导致第四、第五次围剿失败的最危险的激进自毁政治。

后来红军从井冈山一路转移到陕北，一样是贫瘠山区，所以改成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搞减租减息，但不打地主富农，延安政权所依托的传统的乡土社会就被改良稳住了。延安后来的问题是因为大批追求自由民主的小知识分子投奔延安，但不会劳动，养不活自己。与延安整风同期发生的，实际上就是在没有现代财政补给下的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都是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改良。和同一时代下的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实现的“三七五减租”和搞合作社建设的改良差不多。可见，当时是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统治地区做的内容相似的改良尝试。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敌众我寡压力下毛泽东必须再次发动农民革命“无偿”占有土地才能支撑战争，这才从改良又变成了激进，这就是第三次土地革命战争。

意料之外的制度收益是改出民国大危机。因为，只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88%的人回归了传统农业社会，和国家追求的高成本现代化切割干净，即刻缓解了民国追求现代经济对内剥夺代价巨大转化的全面危机。共产党建立政权时，接手了的烂摊子是民国自1937年以来的13年高通胀，但是通过88%农民回归传统小农社会的自给自足，国家财政只要负担12%的城里人即可。

于是，1950年代初期官方农村政策回归改良，只搞扫盲、技术、良种，提倡“插犋换工”互助组。

第四次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需要从农民提取剩余完成原始积累，于是又从改良变激进。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后期为了城市需求亲自发动合作化，为了工业化需求1956年搞高级社1958年升级人民公社集体化，主要是以乡为单位才能集中上万亩土地，才能满足城市产业资本的农业机械等工业品下乡的需要！这个集体化时期农民穷，也是农村向城市做了大量贡献派生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价转移给乡村承载。大约20年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全国都在贫困条件下艰苦奋斗，没有像西方那样通过向外殖民扩张获取外部资源和奴隶劳动剩余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这就是中国特色自主工业化的创举，也是今天要强调的道路自信的由来。

民国又是如何垮掉的？民国追求现代化与当代同样，都是工业化城市化拉动经济高增长，其黄金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4%，也和当代差不多；结果就是土地向少数集中，财富向少数集中。大量农民失地，酿成了农民革命。再加上长期内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最后导致现代财政破产金融崩溃，国家无法维持。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解放区时代各种“翻身农民”接受的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留下的“白条”，欠了多少米，多少鞋子，这个交换没有经过现代市场和财政二次分配，留给农民的是预期制度收益，是等革命胜利了大家过好日子，当初农民参加革命得到的承诺就是中国最主要的财产土地资源的平均分配。这意味着革命党对所有底层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是当代国家承担的一种“无限责任”。中国通过土地革命战争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建立起来的，是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的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种中央政府靠的只能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这就和西方有限责任政府依靠有限责任公司的体制完全不同。

如果当代改革追求西方有限责任体制，那也许短期会有所谓的效率，但内在的问题是：到底是否应该在国家尚未兑现承诺过的责任的时候就放弃承诺？

中国建国之初，第一步就是向参与革命的农民阶级兑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使农民都变成小土地所有者，于是中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小资国”，毛泽东曾经描述自己是“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小资基础上生长出占人口约30%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这时，如同早年曾经对下层作出预期制度收益的承诺那样，执政党也要对中产阶级通过作出预期收益的承诺而分享其现实财富！吊诡的是，官方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因放弃承诺派生“维稳”困境是此类改革的制度代价，中产阶级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下层既往教训、开始了虽然无序但却无处不在的反抗……

三、国家安全责任也是国家信用责任

无论财经官僚们怎样推动未来从无限责任制向有限责任制过渡、做所谓减少直至放弃责任的改革，中央政府都必须对国家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那么，也由此派生了国家政治创造信用派生的宏观调控和对外经济战略上的无限责任。货币就是国家政治信用向国家货币信用体系赋权的一个产物，人民币上印着开国元勋毛泽东就是一种国家政治信用向货币赋权的象征。

回溯当代金融信用体系，从20世纪初世界进入金本位；到1944年的布雷登森林体系进入了“美金”制；到1971年该体系解体。美元则不再是美金，但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其所依靠的就是美国同时可以打两大洋战争的国家政治军事实力。世界各国承认的美国担任全球央行的金融全球化制度，就是美国军事政治强权派生全球金融信用，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美元滥发、但靠软实力维持其全球普遍适用。

中国搞上层建筑“去国家化”，照搬的社会科学“去中国化”；理论界“邯郸学步大赛”方兴未艾之际，突然遭遇周边危机不断，才在领导班子换届之际发现做不成“美中夫妻梦”是人民币“不守妇道”挑战金融资本时代的美元霸权地位的结果。只好再去郑重地宣称中国愿意跟从和维护美国秩序、不可能挑战美国制度权和话语权！

华尔街金融海啸标志着金融全球化风险集中爆发。同期，中、日、韩三国和中国台湾想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各经济体的贸易用本币结算和开展货币互换，这个贸易量最大的地区少用甚或弃用美元，意味着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元湖（west pecific  dollar lake ）就散开了，因此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巧实力操控南海、东海争端，同时推出TPPA和接着推出TPPI，建构美元一家独大的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体制。若这样做，就要求战略伙伴必须签署“去金融边疆”的协议，才纳入“超WTO”的新体系成员。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似乎是唯一扛得住的国家，原因就是中央银行按有调控兑换率收购所有海外投入中国的资金，一方面通过“兑换货币游戏（paper game）”加快本国经济货币化，中央政府凭借政治信用制造货币信用，低成本地不断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信用派生的纸币信用不断地增印出来、也稀释了被利益集团以改革名义占有的资本化收益，于是，很多既得利益者就千方百计“去国”，引发大量贪腐和资本外逃……

此外，由于中央政府对国家安全承担了最终的无限责任，就不能放弃对这个“纸信用”的无限责任。所以，五大国有银行的70%资本金是国家的，中央政府作为主要投资人就决定了国家的金融治理结构，决定了国有银行代表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