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亚原住民社会土地制度与西方殖民化社会的比较

所谓的东亚模式，不论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在土地制度上高度一致：中、日、韩、朝、中国台湾，包括越南，都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均分的基本财产制度，体现的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政策体系。日本比我们更保守，长期以来日本所谓土地的私有化设定比中国还严格的限制，只允许农民作为合作社社员占有，严禁外部企业进入农村下乡占土。整个农村经济是一个庞大多元的垄断性财团体系控制，名义却叫做“综合农协”，涵盖了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餐饮、批发的全部经济环节。但，98%农民是社员，垄断收益部分返还农民。

日本城市至今也是垄断性的经济体制。

农村经济是农林水产省通过配套的中央农林金库控制农村金融保险、介入各级综合农协三产服务，再通过收益分配垄断控制全国农村经济。城市则是六大综合财团垄断性地掌控城市经济。企事业单位内部通过论资排辈的“年功制”严禁员工竞争，这个经济基础也影响了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治。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有“失落的20年”，经济衰退但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群体事件。同理，韩国和台湾的乡村治理就都是依赖于日本占领时期构建的小农经济和综合农协模式维持农村稳定。

而中国1980年重新实现了小农经济，但没有搞综合农协，就劣绅当道地痞横行。

整个亚洲社会由于是原住民拥有土地的制度，所以几乎找不到大农场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典范。世界上凡是有大农场的国家一般都属于殖民地，例如美、加、澳，西方人占领殖民地不承认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外来农场主获得土地，最初是建立在鼓励西方殖民者对印第安人血腥杀戮的“交易”上的。导致这些有大农场的国家往往原住民人口比例很低，美、加、澳的原住民人口都不到3%。中国是100%原住民，情况根本不同，即使推进土地自由经济形成豪强大户，对国家稳定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威胁。

东西方的历史传统差别很大，中国的农村20年高度集体化制度是工业化资本积累派生的结果，并不是孤立的建立起来。在中国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对外殖民和扩张的情况下，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内源型积累只能从三农而来，做出牺牲的就是农民。诚然，中央对此是清楚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试图拿工业收益反哺农业。

近代中国经历了四次工业化，清代的洋务运动、民国的“黄金十年”、毛泽东的国家工业化、和邓小平的内外资本的融合。有人测算建国以来60年农业向工业累计贡献约17万多亿，现在国家向农村投了8万多亿，至少还要继续补偿性地投那剩下的一半。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领导换届都会遭遇一次经济危机。客观上看，每一届新的领导集体都要消化上一代领导集体过量投资带来的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宏观调控引起的经济下滑。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本是客观规律，只不过与中国10年换届的政治周期重合了。

应对危机的措施都会造成遗留给后任的代价。李鹏政府开始发国债，但规模很小，1998年交班时才发到500亿；朱镕基正好赶上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1998年大规模发债救市，那一年就是3800亿；温家宝2008年提出的四万亿救市投资只是“朱规温随”，但是也积累了产能更大过剩的危机。

可以在生产过剩方面做东西方对比。

1929-1933年，西方发生了生产过剩的大危机，凡是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全都失败了，最终罗斯福新政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但罗斯福自称为“新国家主义”，让私营经济停摆，政府组织大规模基础建设，解决失业问题。后来在冷战时期，这个政策被美国右翼反感地称为“罗斯福共产主义”，但毕竟他是胜利者。二战前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是“国家主义”，另两个分别是苏联斯大林主义和德国纳粹希特勒主义，都是用国家替代市场经济、扩大投资于内陆建设来维持工业生产，最后这三个国家度过了危机。之后，这三个生产过剩的国家主义为主打了世界大战，美苏绑在一起打掉了德国。战后，苏美向外输出产业资本，美国是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则是东欧重建和中国东北工业基地。

这就是美苏两个地缘政治寡头控制下的产业资本过剩下的“双雁阵转移”。

历史就是这么真实冷峻，没有温情脉脉；更由不得邯郸学步者们巧言令色的矫情。

1998年中国遭遇生产过剩，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海归学者林毅夫都提出应对之策。林毅夫直陈中央：只能采用罗斯福新政来应对，朱镕基新政就采取了同罗斯福一样的方法国家直接进行大规模投资。1999年西部大开发3万多多亿，三分之二是国债，高速铁路的三纵两横也肇始于此。2001年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2万多亿。5-6万亿挽救了经济危机、形成当时七上八下（7%以上，8%以下）的中国经济“老常态”。2003年温家宝上台，“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大战略。2003年中部崛起投入3万多亿；2005年新农村建设至今投入8万亿；2008年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2万亿多，基本也是西部农村；同年金融海啸危机4万亿投资；加起来等于3倍于朱镕基政府的投资。

这些国家大规模投资化解生产过剩的政策，若从积极角度看，也可以叫做中国的“三大差别”再平衡战略。前两届政府已经缓解了区域差别和城乡差别，新一届政治局近期要作为政策重点的是缓解贫富差别。诚然，三大差别既然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不可能靠市场经济实现再平衡。连经济结构高度化的美国和香港都在恶化贫富差别，恐怕也只有在类似罗斯福“新国家主义”集中治理下才能缓解。

近15年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造成了今天十分严重的资本过剩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逾期贷款交织的问题，但能够用非战争方式度过西方需要战争才能度过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军事强权的国家，也算是不得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