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和战略选择

从1998年的生产过剩，到2008年的资本过剩，中国面临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双重危机延缓15年后的再爆发的可能；也面临着救市造成的巨大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坏账链条断裂的可能。这些累积的负担，都集中到了新一届政府身上。

西方金融大鳄多次做空中国，2013年三中全会期间，美国媒体放风要停止“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金砖五国垮了四个，现象都是外国资本大量流出、本币狂跌、股市狂泻……那时候，只有中国没事。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管控，本币不自由兑换，除了800多亿美元少量的外资作为“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人”，其他外资无法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投资中国实体经济。当时的印度则直接采用一刀切，扣除36%外币汇出税才挡住外国资本流出。俄罗斯去年11月份发生的卢布危机也和美联储10月底正式退出QE有直接关系。

中国能够维持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打败很多劳动力名义价格比我们低的多的国家，就是因为我们的民营公司不是真正西方意义的股份公司。农民能够忍受没有社保，工资拖欠，是因为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家里有地、有房，是小有产家庭派生的、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维持家庭简单再生产的劳动者，因此不能用19世纪欧洲阶级政治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概念来定义中国农民打工者。这个分析是30年代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写的。

但，随着我们的城市化政策越来越激进，产业资本集团迫使打工的农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即马克思说的掘墓人，但又达不到高度的自觉性，是不利于中国危机的软着陆的。

苏联国家解体的同时，国家货币信用崩塌，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被金融资本洗劫成贫困户。但当时苏联老百姓活得下来是因为有个制度，国企职工工作满五年后可分得半公顷的园子地，因此，这些郊区土地成为危机爆发时职工生活的最后保障。至今俄罗斯国家经济的70%靠国家卖资源和卖军火。

中国面对产能过剩导致去工业化，以及资本过剩的双危机；加上商业过剩，则三重危机。与此同时，类似有限责任公司的地方政府及其恶性竞争带来的产业过剩危机，导致目前去工业化已从南方珠三角沿海开始向北蔓延，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的风潮从南方逐步波及北方。到长江三角洲基本止步。因为，长三角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形成的就是在地化经济结构，产业资本“有根”，流出有较高成本约束。加上工业结构相对稳定，产业门类完整，是国内其他制造业的设备提供地，有日韩装备制造业特点。而珠三角外资的85%是港台的“无根型投资”，只剥夺环境资源租和劳动力租。得到地方政府亲海外资本的政策好处，获得相当于租的收益后，把积累的巨大风险甩给地方，比如把拖欠工资不支付保险的大量失业打工者转嫁给社会。这就是大部分私人资本的本质，并不承担真正的有限责任。

随着去工业化过程，会出现大规模的待岗、失业，因此，稳定的农业社会和乡村治理将扮演重要角色，是承载危机软着陆的基础。

由于必须应对西方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所制造的大量流动性，随着新世纪西方对中国大规模投资，中国不得不对冲增发20多万亿货币，造成了实际金融资本相对过剩。也就是说，只不过这个过剩的金融资本，不能直接流向事实上已经全面过剩的中国实体经济。过剩的资本也在不断下乡占地，推动着土地资源资本化，可见，这次强调土地私有化的背后是资本利益集团。

中国的三次GDP高增长和三次圈地运动之间存在相关性。第一次80年代，农民自己占自己的地，搞乡镇企业，走农村工业化道路，可归为“以地兴企”，算是生产性占地。第二次90年代，危机爆发，中央采取分税制政策，地方财政从70%多下降为一半，改为“以地生财”，算是预算软约束下的消费性占地。近年来，第三次，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银行商业化后，地方政府大规模占地向银行抵押套现70%资金上项目，是典型的“以地套现”。三次圈地过程，都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

当下按PPP方法计算，中国工业GDP已相当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工业GDP总和，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国家。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中美大国关系，就是中国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第一大国和美国作为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的关系，而不是排序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