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6月12日，“云平台·众规划”交流研讨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召开。上午的主题发言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做了会议小结。石楠秘书长指出，公众参与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体制，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太把规划这个事看做自己的饭碗，不愿意完全开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怎么才能把专家和公众更准确地定位，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认为这是规划本身属性的回归，不是赋权，也不是授权，是还权。

石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公众参与是由来已久的话题， 80年代就有专家开始研究，后来也研究了自媒体会怎么改变城市和城市规划，改变我们的思维。今天上午听完了以后，我有几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我们今天讨论公众参与问题，似乎是在讨论我们的工作方式，或者规划工作基本的思维模式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感觉是一个更大的变化，其实是规划基本定位的变化。也就是说规划是什么？从这次会议大标题来讲，叫“云平台·众规划”，已经把这个变化讲得很清楚了：不仅仅是方式、或者说我们这帮人怎么做，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规划。规划已经不是过去的规划。我常常讲一个观点，规划最关键的是综合协调作用。施院长在讲云规划的时候的观点我个人非常赞同，我觉得我们要主动摒弃“龙头”角色，因为“龙头”是计划经济时期自上而下自封的。在那个时期很重要，而且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自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龙椅”就不太稳了。

今天这个话题恰恰点透了规划属性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民众参与的问题，而是从“龙头”的理念，走向市场环境下不同利益协调的平台。这里牵涉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所有的民众、所有参与者，其实都是利益相关者，都是跟规划有关系的。过去的传统是政府做规划，民众服从就行。现在看看可能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所以，规划的愿景可能不完全是政府的愿景，规划的服务目标不一定是政府的目标，起码不一定是政府任期的目标，更多的是民众希望实现的愿望。民众的愿望千变万化，怎么能够达到目标、找到交集，还是要看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一个就是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公众参与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体制，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因为我们太把规划这个事看做自己的饭碗，不愿意完全开放，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怎么才能把专家和公众更准确地定位，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我认为这是规划本身属性的回归，不是赋权，也不是授权，是还权。

第二，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变革？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的原因确实是市场体制，规划运营的外部环境已经完全变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央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最近中央又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这都给传统的规划提出很多新的挑战。第二点是民众需求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仅仅追求温饱需求，而是追求品质，追求自我实现，追求过程。所以我们规划如果能满足民众的追求，就有自己的地位；如果不能满足，对不起，民众就会另起炉灶不跟你玩。第三个就是技术。技术的变化能给我们带来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此带来对城市的深刻影响。现在大家追求生活方式，不仅仅满足于特定的空间或者机会：从过去不愿意参与、没有能力参与到主动参与、感知参与。个性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对我们城市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变革的动力或者说必然的驱动力。

怎么把公众参与做到位，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保障非常关键。第一个是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我们有了《城乡规划法》，其中对公众参与做了非常好的规定。第二个保障就是规划师角色的调整，我们一定要承认规划是民众的规划，规划师的角色是助产师的角色。十年怀胎你只是一个助产师，你帮助这个孩子很安全、漂亮地生下来，没有你的时候人家照样生下来，没有助产师动物也在生自己的孩子，没有我们的总规，没有我们的控规、没有我们的众规，城市就不发展了吗？怎样让城市更好地发展，让规划更好地引导、规范城市发展，是我们的专业所在。第三个保障是做好公众的能力建设的保障，需要提高公众和全社会对城市、对城市规划的认知。只有当城市规划的知识真正为民众所掌握的时候，规划的春天才真正来到了。

从这三个方面基本保障来看，规划云平台或公众参与是对传统规划的一种改造，一种补充、一种完善，能够让规划重新回归到市场环境下。再一点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一点意见，这如何充分利用公众参与的技巧。比如怎么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手段，怎么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互动，等等。这些都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可以去挖掘或很好运用的技术。所以从大家讲的内容总结，我说两句话：规划靠大家，高手在民间。大规划时代该结束了，个人英雄主义也该结束了，真正脚踏实地做好规划，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职业人士真正要考虑的，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cityif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