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开发包括旧城改造、“摊大饼”和“造新城”三种模式，对每座城市而言这三种模式都不是单选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游戏，应该通过考察、研究、论证，选择一个最优组合方案。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于我国城市空间拓展中的“摊大饼”模式颇多批评，普遍认为这一模式造成了中心城区各项资源的过度集聚，导致了城市病的加剧。对此，我们需要根据城市发展阶段以及其内外环境认真加以分析。

城市空间拓展的三种理论和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十分迅速，城市化率大幅提升。原有的城市空间不足以容纳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量人口，除了增加城市数量外，单体城市的空间拓展势所难免。例如，北京的市中建成区面积由1985年373平方公里拓展到2013年的1360平方公里，增长264.6%；上海从184平方公里拓展到866平方公里，增长370.7%；广州从218平方公里拓展到1024平方公里，增长369.7%。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拓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对于城市空间拓展，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即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和多核心理论。而城市空间拓展存在三种模式：一是原有城市空间的再开发，即所谓的旧城更新；二是城市空间的连续开发，即颇为舆论界诟病的“摊大饼”模式；三是城市空间的跳跃式开发，即建设新城新区。其中城市空间连续开发对应了同心圆理论和扇形理论，城市空间跳跃式开发则对应了多核心理论。

从城市空间拓展的实践角度看，每一个城市的空间拓展都是混合采用了以上三种模式，没有一个城市是孤立地采用一种模式。每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城市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现实的需求和各种外部因素来选择一个最优的组合方案。一般而言，在城市发展初期，主要采用“摊大饼”模式拓展空间；人口和资源达到一定规模后，则会多种形式并用。例如，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采用单核同心圆式的空间结构显然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空间需求，就需要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模式。历史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起步阶段也都经历了城市空间连续开发为主导的发展阶段。

“摊大饼”模式的利与弊

“摊大饼”模式是同心圆理论和城市空间连续开发模式的俗称。这种模式有三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在一定规模以下，土地开发的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减少；二是城市边缘带的交通可达性高，因而可以最小的代价将城市居民与城市就业机会连接起来；三是可以提供多样化城市住宅，从而满足城市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多样化需求。正是这三个优势，我国诸多城市普遍出现“摊大饼”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背后自有其内在逻辑。

无独有偶，城市空间拓展的“摊大饼”模式并不是我国的首创和专利，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摊大饼”现象，只要兴利除弊、扬长避短，“摊大饼”模式也可以建设出“宜居城市”、全球“最佳城市”。例如，丹麦城市哥本哈根的“指状”发展模式，就是对同心圆理论和“摊大饼”模式的发挥和修正，它通过遵循公共交通为主导、重视非机动交通工具等原则，让城市空间呈手指状向外拓展，这为城市后来的填充式发展预留了空间，兼具城市空间连续开发和跳跃式开发的优势。

是不是有了三个优势，所有的城市在拓展空间时都应该“摊大饼”呢？显然不是这样。必须看到，“摊大饼”模式只在一定规模内具有较大优势，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土地开发的成本随着规模的增加而增加，还会带来严重的城市病，诸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困难等问题，给市民工作生活带来严重困扰，导致幸福感直线下降。因此，城市空间的连续开发应该设定合理的开发边界，一旦开发边界内的空间无法满足需求，就需要考虑规划建设新城新区。

因城制宜拓展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开发包括旧城改造、“摊大饼”和“造新城”三种模式，对每座城市而言这三种模式都不是单选题，也不是非此即彼的站队游戏，应该通过考察、研究、论证，选择一个最优组合方案。

近年来的城市快速发展导致了原来的城市规划相对滞后，因此很多城市重新研制或调整了城市规划，由于舆论对“摊大饼”模式的批评与否定，很多城市在新的城市规划里都提出要抛弃“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建立多中心、组团式空间结构，大力发展新城新区，某些城市提出的新城新区规划多达十几二十几座。对于人口和资源高度集聚的超大、特大和大型城市，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十分必要，但是对于人口和资源集聚度并不太高的中小城市，究竟应该选择“摊大饼”模式还是“造新城”模式就是特别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公开报道显示，我国近90%的城市提出了建设新城新区的规划，这其中就包括了400多座人口不到100万的中小城市。事实上，这些城市以城市空间连续开发的模式为主导来拓展城市空间，可能更加符合自身的需要，而且也更契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合理确定城市规模、开发边界、开发强度和保护性空间”要求。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规划研讨和调整的过程中，不应彻底抛弃“摊大饼”模式，而是要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最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