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身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北京以摊大饼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展，出行难、看病难、房价高等城市病灶不断升级；放眼全国，为了给发展腾出空间，太多城市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做一次又一次的取舍——历史不断消失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卫星城的建立并没有带来根本的行政功能分化，“上下班堵车，回家睡觉”成为大城市的常态。我们在失去一座座古城的同时，也失去了一座座新城。困局中，有人未曾停止思考。近期，有两本与城市规划有关的文集问世，一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王军所著《历史的峡口》，另一本是南京大学政治学教师姚远所写《城市的自觉》。两位作者的共同点很多：他们因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呼吁合理的城市规划；他们为古城拆迁按下慢进键，为古城风貌的保存翻过史料抄过档案；他们虽然都不是城市规划领域的科班出身，但历经多年的积累都变成了“研究者”。

王军：改变拆迁经济，借鉴不动产税制度

王军供职于新华社《瞭望》周刊，早年被分配跑城建口，从此他的写作就和城市建设紧密相连。在大量采访和资料整理后，他作品不断：记录北京历史与现状的《城记》，探讨城市规划误区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聚焦新世纪北京规划发展的《十年》，从老房子的消失到如何构建宜居城市，从微观到宏观，王军的记录与思考循序渐进。

他想借新书《历史的峡口》探讨更大的命题。不再像过去的作品以讲故事为主，书中围绕城市建设展开的9篇文章更富学术色彩：圆明园被焚毁时的历史， 1950年代梁思成与陈占祥在北京西郊设立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城市化转型中土地制度的思考，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对大北京未来的探讨……王军告诉青阅读记者，他希望上升到公私关系的讨论中，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土地使用者的财产权之间的讨论。在他看来，这是城市化的关键问题，也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必须面对的话题”。相较于“土地财政”引发“拆迁经济”的恶性循环，他认为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以不动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制度，进入“公共服务投入—不动产增值税—不动产税增加—政府进行更多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

诚然，上升到学术层面的文章，并不像讲故事的书那么好读，其中的部分观点对于百姓而言，距离较远。早前的一个周末，王军在国家图书馆做讲座，结合北京将建立“副行政中心”的规划方向，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从通州赶来的年轻人向王军提问，知道了城市发展的困局后，宜人城市的愿景如何实现？年轻人应该怎样做？王军回应说，应保持建设性的态度，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而不是运用情绪。

姚远：古城保护需要居民的自觉和参与

南京大学教师姚远是一位古城保护的志愿者。2006年、2008年，南京老城两度陷入拆迁危机时，他两度撰文，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南京旧城区。在他的努力之下，2010年后，《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先后施行，从制度上终结了对老城的大拆大建。

《城市的自觉》集结了姚远在多家媒体上的文章。这个80后告诉青阅读记者，他并不认为老城保护是向历史开倒车，“我们这代年轻人走出去看到世界后，愈加感觉到，保护老城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在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在呼吁税制改革的同时，他认为，要行之有效地保护文化遗产，就必须将旧城改造中旧的拆迁模式，转变为以修缮为基础的渐进模式，使之成为朝向住房改善、社区整治、老城复兴的“都市再生”的过程。

“老城区的整治，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以居民为主体，通过社区互助的‘自我修缮’的方式来实施，将‘旧城改造’从拆迁模式下的行政关系，转变为修缮模式下的民事关系。”姚远认为，居民的自觉和参与是保护古城不可或缺的力量。“北京的烟袋斜街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它现在的商业气氛浓了些，但政府没有拆迁，投入了基础设施建设后，百姓自己参与修缮与保护。对一个城市而言，政府应当做好公众服务；对于历史街区，政府做好规划保护的引导，剩下的应当交由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