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集聚了过多非首都功能，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房价高涨、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大城市病”问题突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理“大城市病”的路子。

把疏解人口、产业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结合起来，消除“大城市病”的病因。一个地区所承载的人口和产业必须与当地资源环境相适应，否则，就会出现严重问题。当前，北京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和“大城市病”，根源在于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优质资源和功能过度集中。严峻的形势倒逼北京必须疏解非首都功能和产业，控制人口过度膨胀。应采取严控增量与疏解存量、“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合理确定新增产业“负面清单”，严格限制非首都功能项目上马；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批发市场疏解到生产和运营成本更低、市场前景更好的河北一些地区。此外，应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惯性思维，积极引导教育、医疗等部分公共资源以及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向周边区域合理转移。

突出正确的城市定位，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强化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明确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应紧紧围绕这一定位来谋篇布局。当前应特别注重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发展重点实验室、成果转化基地、科技孵化器，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依托科教与金融资源，发展助推创新创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众筹，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依托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一步推动创新要素集聚联动，营造勇于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构建“多核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结构，优化调整城市空间和人口布局。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结构，城市功能大都集中在市中心。这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加剧了大气污染。今年7月，北京正式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这将推动北京向“多核多中心多圈层”结构转变。应把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放到优先位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卫星城的吸引力；谨防副中心发展陷入“房地产化陷阱”，避免房地产业过度发展、房价高企削弱产业和人口流动的动力。

协同构建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北京应加快清退低附加值、污染型产业，对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进行整体转移，实现发展的高端化、服务化和低碳化。河北则应推动能源革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一方面，健全污染企业退出机制，加快淘汰低效率、高污染企业；另一方面，合理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对接北京创新型企业，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以此带动产业升级和产城融合。

深入推进交通一体化和开发式扶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大城市病”不是甩包袱，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缩小北京同周边区域的发展差距，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并在其中实现北京自身的良性发展。为此，应高度重视推进交通一体化和开发式扶贫。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重点领域之一，突破口在于实现“五个一体化”：公路网络一体化、交通运输枢纽一体化、交通运输管理一体化、交通运输服务一体化、物流发展一体化。同时，建立三地顺畅的协商、决策机制和科学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突破交通硬件建设中的资金瓶颈，打通“断头路”；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改变体制分割、管理分治、资源分散局面。京津冀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悬殊，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探索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应建立健全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机制，为贫困县脱贫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贫困县应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升自身“造血”能力。比如，河北崇礼大力植树造林，入选国家首批“碳汇城市”。这既能为北京涵养水源和减少污染，又能为地方发展带来收益。（作者单位：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