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4（2016）》于北京发布。人社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沈水生就此撰文指出，有的地方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认识不足、落实不力，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部分代价转嫁到农民工群体。

经济低迷对就业尤其是新增就业岗位影响较大，可替代性强、缺乏议价能力的农民工受影响自然最大。三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较上年回落，每个行业的月均收入增速也都在放缓，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和人均被拖欠工资都提高了，同时他们的生活消费支出却增长加快；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权益保障却不如以往，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下降，得到雇主或单位提供免费宿舍或住房补贴的农民工也减少了。即便如此，流入地级市以上的农民工比重还是在持续上升，说明城市资源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但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减少说明他们向资源聚集却不如以往一般一定要向一线城市聚集，他们也希望在靠近家乡的地方觅得更好的生活，这和新型城镇化的愿景是相吻合的。

对于农民工，除了教育水平不高、通常从事劳力劳动的弱势群体这一刻板印象，他们在城市里常常是被直接或间接地工具化一般的存在。当谈论这个群体，很多时候都是在谈论他们的“作用”，无论是以往夸赞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或是眼下对他们在城镇购房潜力的期待。于是，有的地方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认识不足、落实不力就不足为奇了，甚至一些企业和经济学者对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以及逐步平等享受市民权益开始提出反对意见，逻辑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农民工市民化，前提是打破户籍藩篱，落实起来却又不仅仅是户籍问题。先不说资源集中的大城市的积分落户设置对于优质人才偏好的同时实现对农民工的实际排挤，落户已是不易，更难的是落户之后的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医疗、教育、养老，这些最基本的保障都尚未能与市民平等。上述种种，都是关乎生存的问题，而市民化却是关乎生活的。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才会生出对城市的归属感，抱着对生活的希望和未来的期许，产生身份认同———这才是市民。这些听起来很虚无的状态，实际上都可以分解成具体的问题，例如，社会地位，或者再实在一点，晋升渠道。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近日表示，农民工缺乏晋升渠道，他们连进入技术劳动者群体都很困难。如果农民工只能在城市里挣钱却无法在这里取得发展，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提升都没有空间，他们就注定只能是过客、无法融入，认同何来？市民何来？

城市本就是脱胎于农村的，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十三五”时期强调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则必须更多地从农民工作为人而存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是立体的人有立体的需求，所应享受的权利也不是单一化平面化的，除了户籍和公共服务，还有太多的其他需要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