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报告（2016）》近日发布。报告强调，“一个真正繁荣的城市，市民生命体验能够影响城市制度设计”，并期盼“早日实现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常态”。

城市政府的能力与市民的生命体验，这两者的联结似乎略显突兀。细读报告才会明白，这正是这份蓝皮书的核心命意之所在。

实际上，这是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推出的第二部城市政府能力蓝皮书。在2013年发布的首部蓝皮书中，研究者选择了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由19个城市所在的高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共同参与当地政府能力的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广州、南京、宁波名列前三位。

今年这部蓝皮书中仍然选择了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最后的排行榜上，杭州、南京、北京、广州、深圳名列前五位。

将两部蓝皮书进行比较，政府之间的排名自然是一个颇能吸引眼球的问题。但在专业人士看来，蓝皮书视角的调整或许尤为重要：与第一部蓝皮书相比，本次的评估更加强调市民视角。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对城市政府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中提高了市民问卷调查、企业问卷调查等权重分配，而相对弱化了统计年鉴与媒体监测方面客观数据的权重。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整？细思当是顺理成章之举。众所周知，城市之所以诞生而且得到绵延不绝的发展，就因为城市寄托着“让生活更美好”的希望。实现市民美好生活的关键，则取决于城市政府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包括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城市治理能力。评估一个城市政府能力的强弱，固然可能存在不同的标准体系，但归根结底，却离不开一个个市民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

蓝皮书非常注重城市政府能力与市民主观体验的关系，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一点去观察，蓝皮书中有一个市民对自己目前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颇富意味，调查显示，10%左右的市民认为自己在本市的社会地位属于中上层及上层，高达40%左右的市民则认为自己在本市的社会地位属于中下层及下层。

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多少有点让人意外，因为伴随中国城市的飞速发展，一个固化的印象是：绝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受益者。诚如蓝皮书所指，40%左右的市民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及下层至少说明“大部分市民对于自身在本市社会地位的感知还是偏低”。

一个市民在城市中生活，是否有更多“获得感”，这是决定其对自身社会地位判断的关键。政府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正在这里，由于受惠群体最大，而且满足的是最基础的需求，因此能够大幅提升整座城市的幸福指数。

蓝皮书在呼吁政府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即“建造一个可以对话的城市”。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和民间的对话为什么重要？一言以蔽之，没有对话就不可能有公众参与，对话是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前提。对政府来说，对话是吸纳民智的机会，在市民那里，对话意味着自己的诉求、意见得到了倾听和重视，会直接影响到他对城市的认同感。而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地方在于，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需要如人民日报评论所提示的，特别留意倾听“沉没的声音”。沉没的声音来自于城市最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难以浮出表面，一旦沉没，受到的伤害往往最深，蓝皮书指出，“城市规划者有责任去保护弱者在规划中不受伤害”相信是对一些教训的总结之言。

以市民需求为导向，提升公众“获得感”，中国的城市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