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城市病是因为人太多？专家说人口不是城市的负担

上海交大特聘教授陆铭认为，人口不是城市的负担，关键是如何从供给侧端来解决城市病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

大城市病是因为人口太多造成的吗？很多时候人们会这么认为，并且直接导致大城市出台控制人口规模的公共政策。

但是在5月29日民间智库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上海举办的“2015年报发布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则不这么认为，他在其主旨演讲“迈向宜居的大国大城”中指出，当前城市治理的很多限制性措施和政策的出发点是将大城市病症归结为人口太多，但在他看来，人口不是城市的负担，关键是如何从供给侧端来解决城市病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与冲突。

城市真的是在变得更加不宜居吗？

陆铭展示了一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制作的一张图片，图片显示了全球在夜晚时不同地区灯光的亮度。他认为可用两句话概括该图特点：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灯光的亮度取决于人均GDP的水平；在一个国家内部，灯光亮度的差别取决于人口密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世界各大城市航拍夜景图。

“全球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陆铭说。

随后，他又展示了第二张图。该图显示，占美国国土极小面积的几个城市聚集地贡献了美国50%的GDP，而大部分国土面积加总才占了另外一半GDP。他指出，如果经济集中同时伴随着人口集中，理论上地区之间的人均GDP是可以达到平衡的。他认为，目前我们对经济发展平衡存在误解，认为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才是平衡。

陆铭展示的第三张图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街区，灯火辉煌，川流不息。“日本繁华的街区每天晚上都这样，在中国的上海，可能到国庆节才有这样的场面，但是我们很怕这样的场面。这恰恰是城市的活力所在，高密度的人群，高密度的路网。我们生活在上海，认为自己很发达，但我们恐怕没有一个街区达到这样的繁华程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东京航拍夜景图。

去年4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一个论坛上也称，各国经验显示城市高度密集。 他进而建议，中国城市化的“下一程”要换一个纬度思考，就是密度很重要。

为什么密度重要呢？周其仁解释说，如果密度足够高，分工就会更发达；人群聚到一起后，信息成本就会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会降低。

“有人说密度高了就会乱，实际上密度高了可能更加有序。结果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和管理能力。”周其仁说。他举例称，上海静安区的国土面积占整个上海的千分之一点二， 7.62平方公里住了29.6万人，平均一平方公里是3.2万人。2014年的GDP是661亿人民币，平均一平方公里达到15亿美元左右，远高于香港、新加坡的每平方公里5亿美元。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同时，静安区还是上海公认管理比较好的地方，到处井井有条。

陆铭在很多场合提问大学生：“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城市？”基本上，超过一半的人举手说不喜欢。他又接着问学生：“你们毕业后会不会留在北上广深？”结果，90%的人会选择留下。

“你看很奇怪，你说你不喜欢这个城市，但毕业要留在北上广深，是不是逻辑存在问题？”他指出，事实上，中小城市的人都不会诟病大城市，主张大城市不好的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为什么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已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人们那么讨厌大城市？

“我认为我们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城市或者说全球城市。” 陆铭说。他用一句话概括：城市是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而全球城市就是方面来自全球人见面的地方。“所以，全球大城市一定是全球的客流、人流、物流、信息流最为集中的地方。”

他指出，全球大城市的热点是人口密集、人口多元、建筑密集、路网密集，而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发展正背道而驰。

东京街头夜景。

城市中心往往是城市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建高楼可让更多人享受市中心的便利。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在疏散市中心的人口，陆铭认为此举将增加通勤的频率和成本，进而导致交通拥堵增加。

“我们觉得因为人多所以造成城市问题，所以疏散人口，但是疏散人口恰恰造成更多问题。”他认为，将市中心人口疏散至郊区，导致通勤的频率和成本增加，最终将导致原来的经济活动消失，城市扁平化。

他列举数字称，在纽约，2008年时36%的纽约人在美国之外出生，48%的纽约人在家不讲英语。在伦敦，2011年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之外的居民为37%，伦敦外籍居民24%，白种英国人从2001年58%减到45%。然而在北京等大城市，目前却对人口的流动进行限制。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布的上海和苏州航拍夜景图。

其次，他提出，经济学认为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之间存在互补性。“金融中心需要清洁工，大城市需要环卫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新增的消费需求大量是服务需求，而服务需求很多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越是富有的城市对生活性的消费需求越多。” 陆铭称，美国大城市里高低技能工作者的比例基本为1:1。

陆铭的研究还发现，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实际上由该国总人口决定。如果以人口的绝对数量来比较，上海无疑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但若以最大城市人口与国家总人口比值来看，“上海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了”。

那么，超大城市如何才能宜居？

陆铭认为，城市最重要的是活力，全球城市需要具有全球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如此才能带来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其次，大城市应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高人群集聚程度，减少通勤距离，同时通过修建高密度的交通网提高便捷性；第三，特大城市应通过地铁、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来替换轿车出行，提供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

他以东京为例称，东京市民86%依靠地铁出行，高峰期为91%。“在一个地铁出行占比如此之高的城市，你还担心环保吗？你还担心拥堵吗？”他认为，如果上海未来要建30多条地铁线甚至长途地铁，人多一点只有更好，没有更坏。

具体到上海如何成为宜居城市的问题，陆铭认为上海可向西增加土地供应。此前有言论称，上海土地开发强度已达到45%，而世界大都市圈的土地开发强度仅为30%，所以上海土地开发过度。对此，陆铭称，45%指上海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开发强度，而30%指东京圈的土地开发强度。“东京圈的面积是上海的两倍，用来类比上海不科学。”

陆铭认为，上海的地铁规划至今没有突破上海行政区范围，将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一大问题。他建议，上海应像东京那样及早启动都市圈计划。早在1950年代，东京就开始启动东京都市圈规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