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推出《东进南融：河源定位深圳发展“大腹地”》，27日推出《产业联动：深圳河源要做发展共同体》。《深圳商报》和《河源日报》的“深圳东进河源南融”大型联合报道，引起学者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东进南融将催生深莞惠（3+2）经济圈“升级版”，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C5”大都市圈正在形成。

有学者认为，“东进战略”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C5概念。这个C5，就是深莞惠（3+2）经济圈内的五座城市，将共同打造一个“城市群”。

还有学者认为， C5是一个有意义的转折点。将C5发展路径上升到“新深圳模式”，不仅可让深圳带动周边地区发展，还可让周边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增强深圳的发展动力。

深圳东进衍生出的C5概念，是富有想象力的发展空间。对深圳，对河源，对东莞、惠州以及汕尾同样如此。正如一位河源采访对象所言： “3+2=5。有了那个+，河源和深莞惠是‘把兄弟’；没有了那个+，大家就是‘亲兄弟’。”

C5都市圈

应对新常态发展的新模式

在27日的一个研讨会上，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提出：“以东进战略为契机，打造深圳为中心的C5世界级大都市圈”，所谓C5就是City 5，是深莞惠3+2经济圈的升级版。

他认为，建设大都市圈是深圳应对新常态发展的有效路径，C5大都市圈必将成为珠三角东岸耀眼的“城市群”。在他看来，深莞惠河汕5个城市经济总量达到2.85万亿，接近广东的一半，在世界经济体中也能排名第27位，再加上5个城市人文相近、交通便利，打造大都市圈概念并非空穴来风。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则把“C5”上升为“新深圳模式”。他指出，当前深圳资源要素成本上涨，将导致大企业生产环节外溢。这个问题带来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比重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就可能面临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的挑战，导致城市发展后劲不足；另一种可能是，深圳通过改革闯出一条新路。比如以东进战略突围，紧抓C5都市圈机遇，探索出“新深圳模式”，即把深圳的虚拟经济和周边城市的实体经济有效整合。

在丁力看来，第二种可能才是深圳的发展后劲所在。构建真正一体化的C5大都市圈，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利益机制的构建，不仅可让深圳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也可让周边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增强深圳的发展动力，这是共赢的选择。

综合开发（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城市必须重塑“经济地理”，即在实体经济空间距离分隔后，通过交通的同城化，人、财、物流的自由流动来缩短“经济地理”，缩短市场的分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体化、大都市圈化。在这个背景下，深圳要东进，河源要南融。在他看来，河源就是首尔都市圈中的京畿道，首尔大量总部、制造业转移集中在这里；河源就是纽约大都市圈中的新泽西，它是纽约的后花园，拥有很多特色小镇。

C5“活力扇”

“3+2”具有高度“产业同构性”

5月23日，在河源举行的融入深莞惠相关研讨会上，河源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敏提出，以深圳为核心的珠江东岸城市群，未来将与珠江西岸经济区一道，成为广东这只“经济巨鸟”强有力的“翅膀”。

张敏将C5城市群比喻成一把打开的“折叠扇”：深圳是核心掌控区的“扇心”，东莞、惠州、河源、汕尾是次圈层的“扇面”，广深高铁、厦深高铁、赣深高铁是“扇骨”，各主要高速公路骨干网是“扇篾”。随着深圳东进战略的实施和深莞惠（3+2）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未来的这把C5扇就是区域创新驱动的“智慧扇”、要素资源集聚的“魔力扇”、协调共享发展的“亲情扇”、产业经济财富的“活力扇”。

在产业层面，张敏认为C5城市群具有高度的“产业同构性”特征。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均把电子信息作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5座城市目前已经集聚形成超过3万亿的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其中深圳约1.9万亿、东莞约7000亿、惠州约4000亿、河源汕尾各数百亿），约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的1/5，是一个典型的、大体量的、高集聚的电子信息“广域产业集群”。

具体到深圳与河源的产业对接，广东省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认为，深河企业已经展开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这既是产业转移，更是深圳产业的延伸与辐射。深圳总部与河源基地分立型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并正在产生合作共赢的扩散效应。因此，两市通过出台相应政策，形成“政府指导、市场牵引、企业主体、中介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是水到渠成的事。

C5成长记

障碍要破除，利益要共享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立勋表示，C5应该是深莞惠（3+2）区域一体发展，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示范区。河源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周金腾认为，C5除了代表深圳、东莞、惠州、河源、汕尾这5个城市，还是chance、centre、change、connect、combine这五个英文单词的简称。他表示，chance是机遇，对5个城市是重大发展机遇；centre是中心，都市圈以深圳为中心；change是改变，C5要创新体制机制，打破行政壁垒；connect是连接，城市要相互连接，实现通勤同城化；combine是联合，城市间实现真正一体化发展。这5个含义既适用于深莞惠（3+2）的一体化发展，更为深河合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形成C5都市圈，障碍有哪些？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深圳体改研究会会长南岭认为，首先要做好共识和规划两件事。在他看来，C5的概念刚提出来，需要各方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共识。同时，需要对C5编制一个概念性规划，描绘发展蓝图。郭万达则认为，C5跨区域的规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交通通勤规划，其次是各城市的功能性划分，包括产业功能、城市功能。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强调了来自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认为C5城市群政府要加强服务，扫清合作中的行政壁垒，减少市场运行中的制度成本。

比如沟通机制。南岭认为，大都市圈框架下城市间的合作，特别需要有效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沟通机制，C5团队可考虑成立一个兼具研究和服务功能的非盈利组织，为重大问题和重大政策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案。

比如审批制度。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立勋表示，深河融合发展要加大改革协同推进力度，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探索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份单据管通关、一张绿卡管用才、一份清单管边界、一个平台管信用、一个号码管服务，通过推进两地资源要素无障碍流动，促进一体化发展。

比如利益共享机制。“经济发展中，最讲究的是互惠互利，这是市场的力量。”中国购物中心产业资讯中心首席专家、广东坚基集团总裁禹来说。这位目前在河源工作的深圳人认为，河源最有可能也最有条件成为深圳推进东进战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试验田、先行地。但对于河源来说，应该以互惠互利的姿态实施南融行动，要想一想：我能给深圳的企业带来什么？能给深圳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什么？

东进南融，创新发展。C5大都市圈雏形显现，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发展空间由此打开。（《深圳商报》《河源日报》联合采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