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数据，我们总能在新闻里看到类似谷歌、微软、IBM以及国内的“BAT”这样的大公司，在做一些“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新产品、新服务……那么，我们普通的平民百姓，是不是只能对着大数据“远远观望”呢？

其实，随着大数据平台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兴起，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众筹众创等理念，已渐渐开始深入人心——比如，作为一个普通人，利用互联网上的大数据平台，就能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城市未来的某些发展规划。

刷卡数据，揭秘“丐帮”势力范围

近日，在一节名为《大数据，云平台与规划转型》的网络公开课上，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信息中心茅明睿副主任，展示了一个好玩的研究——通过每个人手里都有的“公交一卡通”，就能揭示活跃在北京地铁里众多“丐帮”人士的动向。

“我们坐地铁，是为了通勤。某些人坐地铁呢，是为了‘工作’需要。”既然是“工作”，投入的时间自然更长——茅明睿和规划研究院的同事王良设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同一站点进出，且进出站时间超过2小时，并且出现类似行为超过4次的群体，就极有可能是北京地铁里的“丐帮”。他们利用2014年8月～9月间10天的地铁刷卡数据分析：当时地铁中的行乞群体为481人，平均每人在地铁中的活动时间为9.2小时。从这些人的出行时间看，无论是周末还是工作日，他们都会集中在早上6:30-7:30之间进站，在18:00-19:00之间出站，这与上下班高峰的时间基本一致，且周末的进出站量明显低于工作日。

刷卡数据还显示：该群体基本分布在中心城外围和绿隔地区，最主要集中在各地铁站的终点站，如5号线北端的天通苑北、天通苑，南端的宋家庄，1号线西端的苹果园，八通线东端土桥站，6号线西端五路居，4号线南端新宫站等。这些站点大多既是市区线路的终点站，也是郊区线路与市区线路换乘的起点站。

而再通过实地调研，茅明睿他们发现：上述站点中，一些市郊的地铁站附近通常都有待改造的棚户区或者城中村，能够为行乞群体提供廉价的住房。而城北如沙河、生命科学园、回龙观等行乞群体的聚居地，则是因为该区域客流量较大，客流群体年轻且收入高、以外地来京大学毕业生为主。“这些人的钱更好要。”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28日北京市公交地铁调价，也成了北京地铁“丐帮”的大事件：由于在票价上涨的同时，规定了乘客在地铁系统内滞留时间超过4小时将受到惩罚，乞丐在地铁里“加班加点”地“工作”反而变得不划算。茅明睿他们对2015年1月7日～13日的刷卡数据分析发现：此前追踪的481人中，有高达58%的人，已经查不到任何刷卡记录。仅有8人保持原来的出行模式，他们在地铁中滞留的时间，也从9.2小时降至3.2小时。

不过，在这7天的刷卡记录中，符合之前行乞人员行为模式的刷卡记录，又新增了84条。这84人在地铁中的平均滞留时间为4.4小时，仍然聚集在天通苑北、天通苑、宋家庄、新宫等地，但苹果园站不再是聚集区。而这与之后《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地铁涨价及禁乞讨，北京著名乞丐村“人去屋空”》中提及的苹果园地铁站西北侧的金顶山村的情况相吻合。

“有关部门想要彻底治理地铁乞讨的话，这些数据都可以有效帮到他们。”茅明睿说。

精确记录“用脚投票”

对于当今的城市规划师们来说，类似“公交卡数据查乞丐”这样的研究，不过是利用大数据辅助城市规划治理的一个再细致、再具体不过的小案例。

“光是公交卡数据，就还有更大的应用：比如北京地铁调价，究竟对多少上班族分别有多大的影响？哪种调价方案可以让影响最小？……这些都可以算出来。”茅明睿很希望他们这些规划师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可以放到北京地铁调价听证会上来展示一下，可惜“不知道应该找谁”。

就像地铁调价一样，一个城市里相关部门的一个决定，可能会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影响。

茅明睿曾经观测过北京前门地区某日下午3点的一张热力图：沿着前门大街，西侧是大栅栏、东侧是鲜鱼口、草厂保护区。这一东一西两个区域，无论是路网结构，还是地理位置、建筑风貌等要素，看起来都几乎并无二致。然而在热力图上，两个区域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口密度——西侧人流密集，东侧却出现了人口空洞！

身为规划师，茅明睿很清楚这两个区域背后的政策差别——西边以“杨梅竹斜街”为代表的一系列胡同，从2010年开始，西城区通过渐进式更新改造的形式，逐步将其打造成为展现老北京历史文化风貌的街区；而相对应的，东边的区域，则只有简单的“拆迁改造”的规划。“一个人知道自己家早晚要被拆，谁还会用心经营这边？”

茅明睿说，一个合理的规划政策，会带给一个地方的市民“好好生活下去”的信心，反之则会渐渐人去楼空：“城市，要有人才能有发展。一个地方人都不愿意待，还能有什么发展？”

人们常用“用脚投票”一词，来表达人们对于某件事物的真实评判、诉求等。而从大数据的角度来看，这种“用脚投票”更是可以被记录、被量化的：刷卡记录、热力图、GPS轨迹、手机信令、带位置的微博、照片数据……这些来自每个人身边的“大数据”信息，比传统的“意见簿”“调查问卷”“听证会”更能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

真实的数据反映的情况，往往会打破人们的固有印象。

茅明睿用北京的两个郊区——通州和顺义的职住比（同一区域内的就业人数和居住人数之比）来举例——作为北京著名的“睡城”，通州给人的印象往往是“遍地楼盘”“上班族天天候鸟式往返”；而顺义区依托首都机场周边的工业区，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看起来似乎通州的职住比要远低于顺义。然而，数据却显示，两个地方的职住比几乎持平。“有了大数据，规划者和决策者可以避免很多‘印象流’的误区。”

“对于城市规划来说，大数据能让我们更加清楚市民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引导市民来参与城市未来的规划治理。”

城市规划，设计过程市民就可参与

2014年秋，大栅栏，北京国际设计周。在一个名为“城市界面展”的展览现场。不少参观的人一个个都化身《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拿着红蓝两色的大头针，在不停朝着墙上的一面地图扎去。

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游戏，而是一个邀请市民对于北京的步行街道做出一个直观的评价——蓝色的大头针代表步行环境很好，红色的大头针代表步行环境不好。最终，这张“可怜”的地图，被扎了1560个点。

“扎针地图”活动，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办的一个名为“CityIF”的网络平台发起的活动。收到1560个扎针点后，规划师们把它们变成了电脑地图上的坐标数据，并通过互联网街景照片爬取，获得了相应的12480张街景照片。同时，在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北京特有现状后，规划师设定了9项指标，并进行了实地考察，来对照印证市民“扎针”评价的有效性。

结果显示：评估结果与公众评价“完全一致”的点占到了总样本的67.4%,超过2/3；“存在争议”的点占31%,不到1/3；仅有1.5%的点存在极端差异。“这个结果，说明这次活动收集的数据已经是比较科学，足以体现大家对于步行环境的真实评价了。”茅明睿说。

整理好的“扎针”数据，被规划师们整理发送到了“CityIF”的微信公众号里，供市民查阅。“我们将来还打算把之前调查没覆盖到的北京市的步行街道区域开放出来，让大家可以在网上接着‘扎针’。”茅明睿说，“扎针地图”活动，实现了公众参与的空间转换：从实体空间转换到线上，并让其在未来可持续，变成有价值的空间数据、规划数据。

依照同样的思路，“CityIF”也发起了“北京积水地图”等公众参与项目。规划师们希望，在城市发展规划过程中，市民不只是像以往那样，在方案实施后提出反馈性评价，而是在规划过程中就可以参与进来。

创新，需要更多开放数据

国务院最近一次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回到“人的城镇化”上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规划师龙瀛博士认为，传统的规划，往往“见物不见人”。而要想实现“人的城镇化”，城市规划的模式亟需转型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的空间、时间、形式、成本、入口、传播和力度，都与之前有着显著的不同：无论是分析师、规划师们主动寻找公众发出的数据和信息，还是公众自身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参与，都比之前变得更有效、更直接、更便捷。

“大数据的一个核心是对应着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人的尺度的活动、移动和心情等，这是以往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地理信息系统GIS、决策支持系统DSS……甚至是规划支持系统PSS都不具备的。”2014城市规划年会大数据自由论坛上，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崔功豪的发言，阐明了人、大数据与城市规划三者之间的意义，也为当下城市规划的创新，点明了一个发展的方向。

要想做好这个方向的创新，对于大数据的发掘、整理和分析的工作也必须更加到位。而这些的前提，则是有些城市规划治理相关的公共部门掌握的数据，能够更通畅地公开和互通有无。

“分析师和规划师们现在正致力于一些数据的‘可替代性’研究，力图用我们能从公开渠道获得的数据来分析、研究更多的问题。”但茅明睿也表示，这种“可替代性”终归还有着相当的局限，而各个城市里的规划设计研究院，获取数据的权限和途径也相当有限，“我们很希望政府在这方面能多支持我们一些。”

规划师们还希望政府部门能提供支持的，就是加强大数据公众平台的软件建设。“我们现在一提发展智慧城市，发展大数据平台，就看到各个政府大量订购服务器、传感器……不是说这些硬件系统不重要，这些是基础。”茅明睿说，“但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平台，让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更加便捷、有效，才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