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王富海（左三）与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事正在讨论业务。

▲2001年11月，王富海（左）陪时任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右）考察法国、瑞士和瑞典的城市建设。

▲深圳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里，西中东三条轴线发展思路很明确。

我们初次相遇那年，我22岁，深圳经济特区只有5岁——一个风华正茂，一个百业待兴。30余年的光阴里，我守护着经济特区的成长，经济特区见证着我的成熟。如今回首，这座曾经冷清空旷的边陲小城，已经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饱含我与同事们的赤诚与汗水，亦承载我们的理想和荣光。

壹

最终明确了深圳“带状组团式”的空间布局结构——把城市划分为数个发展单元，中间预留比较宽的绿化隔离带，这样既满足了那个阶段深圳的发展需求，又为未来的成长预留了充分的弹性

初到深圳领略改革开放新气象

1985年，我从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工作。不到半年，我就被单位派到深圳，参与华侨城项目的规划设计。从此，深圳的点滴变迁开始与我的人生息息相关。

1985年底到1986年初，正是关于“特区要不要搞下去”的争论进行到最白热化阶段的时候，而我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冷清”。记得1986年除夕，我们跨年赶工的同事聚在一起，在民俗文化村边上一栋低矮的小楼里吃年夜饭。这栋小楼就是当年华侨城项目的指挥部，周围一片荒凉，对面就是茫茫大海，窄窄的深南大道上车稀人疏。当时，我站在空旷的工地上，还预想不到深圳后来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但如今回想起来，深圳与众不同的气质那时就已经在酝酿了。

还记得大学期间，我们从电视节目上看到西德、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面貌，都感到很震撼：原来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来到深圳后我才发现，我们国家也有电视上播放的那种新气象——经过五六年快速发展，罗湖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崛起了一大片高楼大厦。特别是刚刚竣工的国贸大厦，其后以53层的高度雄踞“中国第一高楼”位置十几年；国贸大厦所在的罗湖小区，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漂亮注解。所以，那时的深圳虽然看起来冷清，但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看，它的城市建设确确实实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

80年代确定“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

我来到深圳之前，经济特区第一轮总体规划刚刚完成，奠定深圳城市格局的许多大型项目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实施。比如深南大道的拓展、罗湖口岸的提升，北环大道、滨河大道的开辟，广深铁路轨道的高架改造，机场、皇岗口岸的新建，蛇口港以及后方工业建设的加强……

从1985年到1990年，我见证了深圳大刀阔斧搞建设的黄金5年，也参与了大大小小数个项目，包括华侨城、后海住宅区、罗湖口岸-火车站的改造、皇岗口岸等的规划设计。这座年轻的城市，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奔向繁荣，而且以独树一帜的勇气为伟大定义。

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总体规划对深圳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当时国内可借鉴的范围内，北京、上海等几座大城市几乎都采用的是单中心环形扩展布局，但深圳受到自然地形的限制，照搬其他大城市的做法是不现实的。

当时的总体规划负责人是中规院的老院长周干峙，他带领着一批专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的“带状规划”理论，最终明确了深圳“带状组团式”的空间布局结构——把城市划分为数个发展单元，中间预留比较宽的绿化隔离带，这样既满足了那个阶段深圳的发展需求，又为它未来的成长预留了充分的弹性。

如今，深圳早已从几万人口的边陲小城发展成为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它的总体结构没有乱，各城市单元依然有序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以至于到2000年，中国工程院要评选中国20世纪工程成就，有人就推荐了深圳市上世纪80年代这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贰

这就是沿107国道、广深高速直达广州方向的“西部轴”，由福田中心区向北延伸至东莞和广州的“中部轴”，以及连通深圳与惠州、汕头的“东部轴”

四天不眠不休完成纲要汇报稿

到1990年，深圳市决定成立自己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深规院”），我作为中规院支援的3名骨干之一正式扎根深圳。我们建立了一个不到50人的年轻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没想到不足3年，市政府就把深圳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工作交给了深规院，而我以不到30岁的年龄成为这轮总体规划的项目负责人。可以说，在全国重要的城市里，如此年轻的总体规划负责人是绝无仅有的；而深圳市政府敢于把担子交给我们这批年轻人，的确有非常大的魄力。

我们成立了一个20人的规划小组，开着一辆“人货车”跑遍了原经济特区内的每一个角落。八九个月后，我们就把原经济特区内的规划纲要做出来了。1994年5月，我们向市委常委会作了第一次报告。常委会要求我们把总体规划的范围从原经济特区内扩展到全市，覆盖刚刚成立的宝安区和龙岗区。

今天看来，这次规划范围的调整非常富有远见，它拉开了原经济特区内外协调发展的大幕。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规划面积要一下子从300多平方公里扩展到2000平方公里，从现代化的城区扩展到混乱建设的外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此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总体规划涵盖了全市域范围——如何把城市建设用地、村镇建设用地、生态及农业等非建设用地当做一个整体来规划，基本上毫无先例可循。市委的这个决定，无形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创中国规划历史先河的机会。

为了又好又快地把规划做出来，加班成了我们工作的常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为迎接国家建设部专家组的审查，我们必须形成一份由至少150条纲要组成的汇报稿，而且每一条纲要都要经过反复推敲。这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作，而我们只有不到一周时间。

为了保持逻辑表述的连贯性，我组织了一个4人的小分队，在宾馆开了两间房，最后4天就住在里面“搞突击”。期间我们完全是夜以继日——谁工作到头脑麻木，就去短暂地躺一会儿，起来继续加班。当时我们都是一笔一画手写，每个人手边最多的就是咖啡杯和烟头。

就这样，我们4个人一直工作到汇报当天早上。就在开会半小时前，我才做好最后的资料装订，赶到会场就直接开始汇报。最终，汇报顺利通过，我们这场拼命的付出总算得偿所愿。

以“初生牛犊”的勇气追求创新

我们这批年轻人，和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一样，身上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虽然经验不如老专家多，但我们反而因此更少受到传统观念和做法的束缚，也更容易因地制宜地做出创新。

第一轮总体规化确定了深圳原经济特区内“带状组团式”发展的基本框架，但是未经规划的原特区外还是一盘散沙，怎么办呢？我们讨论了很久都没有形成满意的解决方案，直到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突然灵光一现。

当时深规院宿舍楼下是一个2.2米高的架空层，我们把架空层围起来，当做总体规划小组的办公室，里面有一间小屋，住着我刚刚招聘进来的一位新同事。我叫上这位同事，铺开一张深圳市地图，提笔就在上面“唰唰唰”地画起来。

当时我就在地图上画了西、中、东三条轴线，一边和同事商量，一边做着修改——三条轴线上再发展组团，再用横向交通网把它们连接起来……画了好几张图后我们敲定了方案，并把这个结构命名为“网状组团式”。我抬头一看，已经是凌晨4点了。

这三条发展带，如今依然是深圳发展的主轴线——这就是沿107国道、广深高速直达广州方向的“西部轴”，由福田中心区向北延伸至东莞和广州的“中部轴”，以及连通深圳与惠州、汕头的“东部轴”。

除了城市布局结构，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对未来人口规模的估算。当时，我们预测到2010年深圳人口将达到650万。但是，广东省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规划中，对深圳未来人口仅仅“分配”了430万。我们最终采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在文字上与省里保持一致，但同时提出按照650万人口“适度超前”建设基础设施。

深圳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暂住人口比例很大。外来务工者一般倾向把在深圳的支出最小化，把大部分生活结余寄回老家。因此一个暂住居民对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消耗不能按照一个常住居民的量计算，我们就创造了“当量需求”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规划中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将远远大于650万人的实际需求，为深圳后来爆发性增长的人口预留了更大空间。

2001年，深圳的第二轮总体规划不仅获得了当时建设部颁发的全国规划一等奖，还获得了国家“全国勘察设计奖”纳入城市规划项目后首次颁发的唯一金奖，这是对我们智慧和汗水最大的肯定。

叁

这个委员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民间人士的数量高于政府官员的数量，并且具有城市规划的最终决策权。如此一来，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机构想修改规划，程序上就非常困难了

“敢为天下先”引入法定图则

深圳的城市规划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因为有大批专家的辛勤付出，更因为有先进制度的根本保障。1997年，深圳市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基本完成，我们紧接着又做了一项重大的制度性改革——起草《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

1987年，深圳落下了全国土地拍卖第一锤；1989年，深圳市把国土局、建设局和规划局合并，成立了“大建设局”，形成了土地规划、土地出让、滚动开发的体内循环，土地的有偿使用有力地撬动了整座城市的快速发展。

但由于当时的规划管理制度不够严格，很多开发公司拿到土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改规划。有的试图小改——比如把本来容积率是2.0的规划改成3.0；有的则胆子更大——把本来建设仓库、工业的规划改成建设住宅。

随着这种状况愈演愈烈，我们将目光投向了以制度严密著称的香港，引入了一个核心的规划制度——法定图则；并依靠深圳的立法权，成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法定图则。这个委员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民间人士的数量高于政府官员的数量，并且具有城市规划的最终决策权。如此一来，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政府机构想修改规划，程序上就非常困难了。这在全国是一项创举，至今仍然独一无二。

1999年，新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开始实施，福田中心区就是法定图则01号。法定图则一经推出，展现了非常大的震慑力，以至于当时开发商买地之前首先要问：“这块地有没有图则？”如果回答是“有”，他们就不敢轻易买了。后来随着图则的覆盖率越来越高，整座城市的规划建设也越来越规范。2007年，全国的城市规划法修订，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做出了大幅调整，主要参照的就是深圳推行的法定图则。

肆

从制订方案，到制作模型、短片、展板，再到室内设计、装修，我们凭着一股干事业的激情连续加班加点。大概三个月后，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展厅在深圳诞生

为市民展现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1997年，我陪市主管领导出访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格里芬湖湖畔，有一所圆形的小房子，面积只有100平方米左右，里面呈现了堪培拉从规划到建设的历史，罗列了这座城市重要的亮点，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旅游者驻足欣赏——这就是堪培拉的城市规划展厅。

这让我们很受启发。我向领导提议在深圳也搞一个城市规划展厅，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正好在振华路建楼，市里决定在一楼留出400平方米做展厅。从制订方案，到制作模型、短片、展板，再到室内设计、装修，我们凭着一股干事业的激情连续加班加点。大概三个月后，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展厅在深圳诞生。

展厅主要的展示内容就是我们城市的总体规划、福田中心区等重要区域的详细规划，以及不定期举办一些专题展，比如深圳250多公里海岸线的国际咨询等。特别是法定图则编出来以后，在展厅公开展示了一个月，面向所有市民征求意见，市民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深受感动和启发。

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城市规划成果都要打上“机密”两个字，一般老百姓根本接触不到，况且城市规划图非常珍贵——深圳市第一轮总体规化图都是规划师在复印白纸上用水粉颜料一个色块一个色块手绘完成的。而我们建设的展厅，不仅让市民真正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来；更创新性地使用电脑展示规划区的三维立体模型，让城市的明天变得看得见、看得懂。

1998年规划展厅一开放，人气就特别旺。1999年，我们又在莲花山顶建设了一个分展厅，不少外地旅行团也把它当做来深圳必看的一个景点。后来，全国各地的领导也纷纷来深圳参观，这是深圳城市规划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时期。

我记得自己接待的第一个地方大团就是上海考察团。当时的上海市市委书记黄菊带人来深圳，高度评价了深圳城市规划。后来，北京原市委书记刘淇率团来访时亲口对我说：“政治局开会时黄菊告诉我，到深圳去就看两样，一样是高科技，一样是城市规划。”

荣获国际建协规划专项奖

国际建筑师协会是建筑学界最权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上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不断提出前沿的建筑与社区理念，对全球城市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设有若干奖项，其中唯一一个城市规划专项奖，以世界级城市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的名字命名。中国建筑协会推荐深圳来申报这个奖项，任务转而落到了我的身上。

为了做好申报材料，我们拍摄了大量的宣传照和短片，出版了两本分别讲述深圳成长史和规划思路的图书，回顾了深圳从经济特区到城市、再到宜居城市的发展历程。

后来，深圳总体规划虽然以微小的差距没能获得阿伯克隆比正奖，但深圳城市规划的成就和我们的申报材料却给所有评委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此，那一届大会为我们颁发了很少出现的并列奖——阿伯克隆比荣誉提名奖。直到现在，深圳市仍然是整个亚洲唯一得到过这份荣誉的城市。

王富海

1963年出生于天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士，北京大学人文地理专业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曾任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现任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1985年来到深圳，参与过华侨城规划、皇岗口岸规划设计、深圳市中心区规划等逾百个规划设计项目，最重要的项目是以不到30岁之龄主持跨世纪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以对深圳发展全面地把握、长远布局结构的建立和多方面的创新获国际最权威奖和国家最高奖。